纳金和法图死后,我们将失去什么?

者 / Sam Anderson
译者/ Danhua

苏丹死的那天,一切都感觉既不朽又平凡。那天是星期一。灰蒙蒙的天下着小雨。地平线上,太阳在肯尼亚山尖耸的双峰后朦胧着。小黑脸猴从篱笆那边溜进来,想偷上午收的胡萝卜。金属门吱吱作响。人们用斯瓦希里语轻声交谈。苏丹卧在泥里一动不动,粗壮的双腿盘在身下,巨大的脑袋歪的像翻了的船一样。它的大前角钝了,磨的伤痕累累。它急促的大口喘着气。周围,方圆数英里的大草原仍旧生机勃勃:疣猪、斑马、大象、长颈鹿、豹子、狮子、狒狒——这些生命重复着各自千百年的日常:狩猎、喂食和觅食,呼吸和溜达,待着。 苏丹也曾属于这样的宏大脉动,可现在它几乎动弹不了。它成了所有动态中心的一块巨大的静止。

苏丹是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能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一条进化线的尽头。虽然它的死是场灾难,但并不意外。这场严峻的生物保护危机,几十年来,正加速到来。各种最拼的措施——法律的、政治的、科学的——都已经用尽。

苏丹 45 岁,对犀牛来说已经年迈。它全身皮肤褶皱,皱纹从眼部发散开来。全身灰色,石头样的颜色;它就像一块呼吸着的巨石。几个月来,它身体不断衰竭。走路时,脚指磨着地面。腿上长满了疮;有处很深的伤口严重发炎。一天前,日落前夕,它最后一次倒下。起初,它挣扎着想再站起来——看护蹲下身子,想帮它——但它的腿太弱了。人们给它喂了包有止痛药的香蕉,一次 24 粒。兽医用医用粘土裹住它的伤口。

在它生命的最后几年,苏丹已然全球名星和动物保护标志。它像一位前总统一样,有 24/7 全天候武装警卫保护。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它。苏丹简直是一位完美的大使:它重达两吨多,却有金毛猎犬的个性。它愿让人摸,投喂零食——整根胡萝卜,夹在它的大方嘴里,像根橙色的小牙签。游客们知道自己正在触摸一个物种的最后香火,一个即将滑入虚空的原始巨人,心痛起来。许多人跑回车上去哭了。

图:纳金(左)和她的女儿法图。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的杰克.戴维森(Jack Davidson)

尽管苏丹是最后一头雄性,但实际上,它并非同类中的最后一只。他还有两个活着的后代,都是雌性:女儿纳金和孙女法图。苏丹健康衰落时,这两头犀牛就在附近野地里吃草。在该物种奇异的存在之暮时——科学家们以令人心碎的直白称之为“功能性灭绝”——这俩头母犀将走完自己的岁月 。她们这一亚种已无法自然繁衍。两头雌性,无论如何也救不了这个物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苏丹被爱它的人围绕着。看护人是丛林老兵——对死亡丝毫不陌生。他们遭遇过狮子、大象、水牛和狒狒,还都幸存下来。但这次不同。我们一般期待物种灭绝在幕后发生,在史前的迷雾里,而非自己眼前,在具体的日历日里。可这就是发生了:2018 年 3 月 19 日。人们抓挠着苏丹粗糙的皮肤,道别,承诺,为人类的罪行道歉。最后,兽医对它实施了安乐死。一时间,它粗重地喘起来,然后就死了。

人们哭起来。但仍有工作要做。科学家们抽取了苏丹剩下的一点点精子,将其装在冰桶中,赶紧送往实验室。在兽圈里,研究团队取下苏丹的大片皮肤。看守人把它的骨头放在缸里煮。他们正在为遥远的未来准备一份礼物:总有一天,苏丹会在博物馆里被重新组装,就像渡渡鸟、大海雀或霸王龙一样,孩子们会知道曾经有一种叫北方白犀的动物。活着的生命可以看着死去的那些,试图想象它们活着的样子。但现实并非真能如此。我们永远无法重构那些使生命成为生命、使生活成为生活的、无聊或兴奋的所有奇特小时光。

苏丹的死激发了媒体的狂热追踪。它被看护人爱抚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获得了数百万个赞。犀牛区被人群淹没了。然后,注定地,世界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

2019 年 5 月,苏丹死后仅一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关于大灭绝的世界末日报告。它警告说,有 100 万种植物和动物物种面临灭绝危机。这太恐怖了。大灭绝就是最终的危机,是所有厄运的厄运,是所有其他灾难最终流向的灾难。人类还能做出什么比大规模不可逆地消灭所有我们周围的生命更糟糕的事?一百万种。如此庞大的数字超出了心智承受——正如阿尔伯特·加缪在《瘟疫》中所说的,这样的数字就变成了“想象中的一缕烟雾”。

然而,我们不能让自己忘记那股烟雾所掩盖的现实。一百万不仅是个数字——它包含数不清的生命:每只青蛙、蝙蝠、海龟、老虎、蜜蜂、鳗鱼、海雀、猫头鹰。每个都像你或我一样真实,每个都有其生活故事、家庭关系和各种习惯。这些动物一起构成了庞大而难以想象的档案库:一系列进化故事,如此丰富和复杂,以至于我们高度进化的大脑几乎无法容纳。现代人类无缘无故地对这个档案库放了把火。我们正在消灭小头鼠海豚,一种在加利福尼亚湾遨游的小海豚。圣诞岛鼩鼱,它们在印度洋中部一小块陆地的热带雨林中追逐(或被追逐——可能已经没有了)。

当然,还有北方白犀牛。

犀牛的进化故事可以追溯到大约 5500 万年前的奇异年代。当时欧洲是一群热带岛屿,那时候猫咪大小的马驰骋在北美大陆,那时狼一样的食肉动物刚刚涉水走进海洋开始其演变成鲸鱼的奇异过程。在整个星球上,哺乳动物们都在体会作为哺乳动物的新感觉,向各自的最佳形态摸索着 。有些早期犀牛看起来像河马或貘;其中特别大的一个亲戚有很长的脖子,有时被称为“长颈鹿犀”。

犀牛隆隆跨越亿万年,某天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基本形态:巨大、厚实、头重,小眼睛位于吓人的犀角后面,犀角通常有两只。尽管犀牛看起来很危险,但它们的生命使命其实一直很平和:吃植物,还有繁殖。数百万年来,犀牛成功地实现着自己的目标。没有太多天敌,也不猎捕其他动物,它们在亚洲,北美、非洲和欧洲都繁衍良好。

人类却将此终结。我们用原始武器猎杀犀牛。渐渐,这些武器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犀牛的天然盔甲完全不能抵挡。它们在史前坚不可摧的资本——大块头和犀角——都变成了霉运。大块头使犀牛很容易被发现。犀角因各种原因而令人垂涎:战利品,或作为检测​​毒物和缓解分娩的好工具,装饰也门匕首手柄的材料。也许最臭名昭著的是,作为传统中药的成分,中医师认为,犀牛角粉有一长串神奇功效:它可以凉血、缓解头痛、止吐、治疗蛇咬伤等等。

除了频繁的暴力狩猎,还有栖息地的长期暴力破坏 。脱衣舞中心、足球场、农场、高速公路、工厂——这些也都是武器。大型野生动物需要广阔的野生空间,而现代人类几乎已染指所有地方 。

这导致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简直是对犀牛的大屠杀。爪哇犀牛曾经在整个东南亚漫游,现尽存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国家公园内,数量极少(74 只),却危险的挤在一起,以至于动物保护主义者担心它们可能会被附近火山的喷发团灭。苏门答腊犀牛——一种体型小、多毛、可爱的独行者——也处于类似的可怜状态;今天已不足80头。

然而,这都没比北方白犀更倒霉。它在中非的原栖息地在 20 世纪后期受到内战蹂躏,基本上无法进行保护。到了1970 年代,数以千计的种群减少到仅剩700 只。到了1980 年代中期,只剩 15 只野生北方白犀。到 2006 年,这个数字是4——到 2008 年,它们似乎已经消失了,无疑是受害于偷猎者。在其原生草场北方白犀牛已被完全消灭了。

所幸还有备用计划:在 1970 年代,因某生物生命保险政策,少量北方白犀被捕获并搬到动物园。可惜,这些动物死的比繁殖的快。 2009 年,仅存的适配种动物——苏丹和苏尼以及纳金和法图——被送回非洲,送到肯尼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这堪比登月计划:希望它们的原生大陆能在这最后四头犀牛中激起生物深层的什么东西来产生奇迹。

唉,结果啥也没有。苏尼死了,接着苏丹死了。顿时,只剩下两头北方白犀。它们仍然在野外,跟祖先一样:吃草,在泥坑里打滚,在树荫下打盹。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它们在物种的生死之间徘徊,个体虽然活着,物种却无法继续。它们吃的每一口草都更接近最后一口了。

苏丹死后,我不停想起这最后两头犀牛。它们曾是什么样子?它们一整天都在做什么?它们的存在竟然莫名其妙地鼓舞了我。尽管它们的故事悲伤到令人难以忍受,但它们自己并不悲惨——它们只是犀牛。见到它们就是亲眼窥见大灭绝了。

从纽约到肯尼亚的长途飞机上,我读了有关北方白犀的文章。它们实际上并不白——这名字很可能是殖民者的误解:荷兰殖民者称它们为 wijd,意思是“宽”,而英国殖民者以为他们说“白”,然后就把非洲的其他犀牛归为“黑色”,错上加错 。但这完全没道理,因为实际上所有这些犀牛都是经典的犀牛灰。

在内罗毕,我上了一架小型丛林飞机,它隆隆作响,就像一辆飞向乡间的公共汽车。飞行途中,我第千万次盯着这最后两名幸存者的照片。它们最初不是肯尼亚的——肯尼亚从来没有过北白犀牛——但它们最终了,来到名为奥佩杰塔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曾经的养牛场),该保护区曾成功地繁育过犀牛。

一辆嘎嘎作响的大卡车载我进入了保护区,沿土路经过斑马、疣猪和怒目而视的粗角水牛,路过赤道的官方指示牌,进入了奥佩杰塔的犀牛区。

终于,在几个月的阅读和想象之后,我自己来到了它们的野地——它们在远处吃草:最后两头北方白犀。真正的活物。它们站在宽阔平坦的草丛中,低头吃草,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像某种地质沉积。可笑的珍珠鸡成群跳跃,叽叽喳喳。犀牛看护人拿出个白色的大桶,把成堆的零食撒在我们脚边:胡萝卜、马饲料。

突然间,犀牛动了,踏步而来,笨拙又优雅,大块地滑过来,皮肤的皱褶抖动着,巨大的鼻子随着它们蹒跚的步伐摆动着。就这样,我的想象被真实覆盖了。走近眼前的动物变成了真动物。

任何准备工作都没真正让我准备好迎接它们。就站在它们旁边感受吧。首先,体积——生物体的体积。白犀牛是仅次于大象的第二大陆地哺乳动物。它们可以长到 6,000 磅,弯曲的前角可达 5 英尺长。站在如此巨大的东西附近,你的细胞会受到巨大的引力牵引。你自己的存在和体现,在这些温血嚼草者面前相形见绌。

我获得许可站得很近。近得可以听见它们喘息声,看见它们眨吧温和的大眼睛,看见它们耳朵上有一圈像睫毛一样纤细的毛发,看见它们尾巴上有黑色的小毛簇。细看,它们角上有磨损,一片片纤维化斑块,就像带裂纹的木轴。我看着它们把皱巴巴的大嘴贴在地上,抽吸着,咀嚼着。有时它们抬头看我,面无表情。白犀牛有时被称为“方嘴犀牛”,近看果然如此。它们的嘴唇压成一长条扁平线,总显出略带喜感的严肃,就像经典的表情符号:😐。

穆泰和法图,纳金在他们身后。对于看护人来说,它们就像任何两个家庭成员一样彼此不同。

有一次,女儿法图循着一片新鲜的草丛,吃到我旁边来 。她站得这么很近,我能细究她的皮肤,上面有复杂的图纹——深深的裂缝和线条让人想起树皮。某些部位像坚不可摧的盔甲,也有部位很柔软——在脖子和腿周围折叠起来,像冰淇淋广告中熔岩或热软糖般奢华的流动着。她走得这么近——经允许——我伸手触摸了她。再次声明,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同:她的皮肤一点不光滑,而是粗糙、干燥、刮手的。

最后,我得离开,回自己帐篷过夜。盯着照片和视频重温野外那些时刻,我试图唤起与它们在一起时的实在感。而且,最重要的是,等太阳升起,就又可以再过去。

2009年,纳金和法图刚来到非洲时,它们什么都怕。风一吹,它们就缩起来,树丛中蹦出只兔子,它们也会跳开。它们在动物园出生长大。它们分别出生于——1989 年和 2000 年——是注定失败的拯救北方白犀国际项目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亮点。尽管其祖先来自非洲,但这些特殊的生命体却在捷克共和国的人造围栏里长大,吃割好的草,被人类环绕着。它们不知道咋当野犀牛。

因此,奥佩杰塔请了位私教:名叫陶沃(Tauwo) 的野生南方白犀牛。南方白亚种是北方亚种的近亲。曾几何时,横跨整个非洲其实只有一群大型白犀牛——但很可能是冰河时代将它们分隔成两群,彼此沿着大致平行的轨道遥相独自进化。 (犀牛爱好者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说得很好:“这差不多就像我们的野牛在德克萨斯和厄瓜多尔之外没人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立的种群发展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亚种。北方白犀生活在高草丛生的沼泽地;它们的脚掌变宽了,研究表明这有助于它们在泥泞中行走,耳朵绒毛也多些。南方白犀生活在开阔的大草原上。今天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南方白犀种群正在蓬勃发展,至少以犀牛的标准来说。 十九世纪后期一度几乎被猎杀灭绝,是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措施设法恢复了种群数量。南方白犀现在是个伟大的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

陶沃速度很快,攻击性也强,角像龙牙一样锋利。仅仅进到犀牛区以野犀牛状态存在,她就教会了北方白犀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她教她们如何在围栏周围的金属门上来回刮擦角来磨尖犀角。她教它们策略地用大堆粪便标记自己的领地。 (以前,她们只是站哪拉哪)她教它们如何吃草,如何找到短而软的草,并用嘴唇来回把草从地皮上撕下来。最重要的是,陶沃让这两只北方白犀不再怕非洲——风吹过金合欢树,兔子,疣猪,小鸟在它们背上和脸上跳跃。

如今,北方白犀在奥佩杰塔活的非常自在,人们都亲切地称它们为“女孩”。她们生活在野外却有人监护,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小仪式和乐趣。黎明时分,看护人叮叮当当地走过一串大门,母犀们从围栏里出来迎接他们。犀牛视力较弱,但鼻子和耳朵很好,她们能以气味和声音识人。白犀牛出奇地放松。必要时,她们能制你于死地,但她们并不愿那样。正如曾在东非度过部分童年的英国作家马丁·布斯 (Martin Booth) 所言:“每当人们在野外看到白犀牛,都不可避免的获得如下印象:体型巨大、不可思议的温良力量和怪异的内在顺服感。这种动物看起来平静,可亲,安稳。如果说某种生物发现了超凡的冥想,那一定是白犀牛。”

动物园里长大的母犀,尤其温顺。早晨通常从看护人给她们彻底抓挠开始,亲密的检查一下。年长且更温和的纳金特别喜欢这个身体接触——她会走过去等着,然后将大身子靠过去,看护人用手摸她的额头、脖子、腹部和耳朵,她很享受的从鼻孔里缓缓呼气。之后,两头母犀将在黎明橙色小球般的朝阳的斜照中走开,开始自己的日常:在泥里打滚,在一根旧木栅栏上严肃地磨自己的角并刮擦全身,每样几分钟 。

对普通观众来说,这些母犀看起来一模一样。两大块灰色,总在一起,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但对她们的看护人来说,她们就像任何两个家庭成员一样彼此不同。母亲纳金的后腿较弱,前角末端有条明显的痕迹,是多年前的锯痕。她甜美、喜悦、温柔,而且——至少对她的女儿——有时很严厉。母犀日常的所有事,都由纳金带头。如果法图想打破等级,先蹭柱子或先躺下小睡,她母亲就会抽她的角来恢复秩序。

20岁出头的法图,依然充满青春活力。 (圈养的犀牛可以活到 40 多岁。)她好奇、难以琢磨,时而狂野。看护人也抚摸她,但需更加小心,时刻注意她的情绪。 法图跟陶沃越来越亲近——她们一起吃草,偶尔会调皮地用角对打。同时,人们也给陶沃更宽的活动范围——因为有一次陶沃真的发起威胁,把看护人逼得跳到卡车底下自救。

看护人是一群肯尼亚男子,他们身穿橄榄绿制服,头戴软帽,会说数十种语言。 (肯尼亚有 40 多个公认的部落和大约 70 种语言,因此肯尼亚人往往通晓多种语言。)人们住在母犀围栏旁边的一小圈简单的圆形小屋里,自己做简单的饭食。他们的日子围绕着母犀的节奏来安排。黎明时母犀醒来,他们也醒来;日落时,母犀进围栏过夜,他们才下班。所以,母犀和人非常亲近。这些人跟母犀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家人还多,有些家人住的很远。他们一眼就知道母犀的心情和需求。他们能用一句话来阻止愤怒的犀牛;如果这样不行,就举起手,或者——在真正可怕的情况下——就把软绿帽子扔到空中。他们跟犀牛相处这么多,晚上经常梦见它们。在梦里,有时犀牛会说话:给他们些生活建议。

穆泰(中)和另外两名犀牛看护人。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杰克戴维森

我这样的外人往往会浪漫化这项看护工作——对世上最稀有动物的神圣监护——在环保界,看护人员已小有名气。约瑟夫·瓦奇拉 (Joseph Wachira) ,人称乔乔 (JoJo) ,出现在濒死苏丹的那张病毒式传播的照片中,曾遇到一位美国妇女手臂上纹了他的名字。北卡罗来纳动物园最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只小犀牛乔乔。

然而,在肯尼亚,现实根本没什么荣耀。看护人薪水很低,社会等级也低。肯尼亚人与丛林及其动物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些巨大的、本土的、常具破坏性但日益受到威胁的生物,因其在外国人眼中的异域感而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铲犀牛粪在许多肯尼亚城市人看来是卑微、落后、略显尴尬的。看护人从奥佩杰塔外出进城时,他们从不穿绿色制服。

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年轻的看护人詹姆斯.姆文达 (James Mwenda) 在一起。 31岁的他与纳金同岁。姆文达在肯尼亚山脚下的一个贫穷村庄长大,他的梦想是上大学读文学。当梦想落空时,他只好在丛林里做动物工作。起初,这不是什么使命召唤,而只是份工作。但很快他就爱上了北方白犀。他用沙哑而深情的声音对母犀说话,唤她们作“妈妈”和“好姑娘”。母犀像怪异的大狗一样跟着他。

苏丹生病时,姆文达感受到了物种灭绝的异常沉重负担。 “太伤心了,”他告诉我。 “我不喜欢失败。你能想象眼看着一个物种灭绝吗?”

他向垂死的犀牛承诺,他将与全世界一起分担北方白犀的悲剧——他会将这悲伤化为力量,去帮助拯救其他物种。 “物种灭绝对一般人来说非常遥远,”姆文达告诉我。 “所以你必须把物种灭绝的事讲出去——让人们可以自己看到。”他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宣传。在野外,姆文达带着外国朋友送的高级长镜头相机跟踪母犀们。有时,他会躺在草地上为自己的网上粉丝找寻有趣的拍摄角度。

姆文达最近出演了一部关于奥佩杰塔北方白犀的美国纪录片“犀”(Kifaru),他从肯尼亚前往英国、美国和香港作演讲。当他展示犀牛被偷猎者杀死的照片时,很多人都落泪了(人们从小只听说犀角会自然脱落,由护林员收集)。

姆文达想改变人们在非洲旅行的方式,打破旧有范式。以前游客只知道盯着车窗外,看到一种动物,就在清单上划勾,然后继续走。 “何不花时间看看它们的生活呢?”他问我。 “停下来建立感情连接。就像跟新老朋友共度时光一样。去了解它们,它们的生活,和日常。就像你了解母犀这样。它们现在活着。想到它们还活着,其实挺安慰的。”

从黎明到黄昏,母犀们在 100 英亩的野地里吃草。周围有高高的电围栏保护,围栏的一侧有条路,野生动物园的车辆可以停下来观看。有时会堵车。 纳金和法图可能没有苏丹那么出名,但她们在野生动物园圈仍很有名——仍是遗愿清单上的动物。一天四次,满卡车已付了特殊费用并签了安全豁免书的游客被带进围栏。母犀们围着卡车吃零食,游客(中国人、澳大利亚人、德国人、美国人)忙着拍照。在旺季,犀牛区的停车场满是四驱车和校车。

我和母犀们在野外待了一个星期。我黎明时去,太阳落山后离开。时间太短,不及进化的一瞬间,仅窥见母犀们广大而层层叠叠的生活之一斑。而在野外,时间像雾一样浓密。每天都像是永恒中的一瞬。

那是肯尼亚的寒季,我在那儿度过了各种天气,见过橙色的天空,黄色的天空,以及像母犀一样灰暗的天空。我看到法图对背上的白鹭生气,想把它弄下去。我看见纳金把她巨大的脑袋浸入水中,喝得那么轻,小口细嘬,几乎没掀动一丝涟漪。我看着蜣螂滚出完美的犀牛粪球,然后挣扎着穿过高草将其推回巢穴。我看见母犀们在小金属门上笨而萌地磨犀角,立马刮掉一片油漆,快把整个门都从铰链上撕下来。一时,我还被名叫拉塞尔的盲水牛追击。有天早上,我看到法图在电栅栏上触电了,脸碰到电网了——她立马缩回,以从没见过的犀牛速度飞奔而去,吓坏了的纳金也转身跑到她身边。雷雨中,我浑身湿透了,看见母犀们变了颜色——巧克力色,闪闪发光——背上的灰尘一滴滴变成泥流下去了。有天,我捡起个哈密瓜大小的犀牛粪球,掰成两半一看:纯草。

我花了不知道多少小时看母犀们吃草。听起来很无聊,但她们已经吃成了艺术。白犀牛吃草太多,有时被称为“草犀牛”。它们的嘴是食草的完美器官,就像大白鲨的嘴非常适合吃海豹一样。 白犀牛的鼻子扁平,像个吸草配件,它们不用牙而是用嘴唇撕草,嘴唇的脊突可以夹住最细小的草芽。 它们能在光秃的土地上找到草。 吃草时,母犀们来回摆头,撕嚼,撕嚼,嚼碎每一口,声音像焖雷。 我忍不住想:这些微小的植物怎么能养活这么大的生物体? 草怎么能嚼得这么响呢?

一天,天刚亮,我给纳金抓挠了一次。 像往常一样,开始是乔乔给它抓,可是当乔乔停手时,纳金还站着等,似乎想要更多。乔乔问我想不想试试。

我去了。走到犀牛妈妈面前,弯起手指——有点犹豫,比乔乔更小心的试探——然后开始抓挠。我抓了抓她的太阳穴,她的脖子,她又大又厚的皱褶。我同时感受到了她的粗犷和柔软。我抓的不算好,说实话——我有点怕,随时准备跳开,所以我没有像看护人那样深抓,没把我脆弱的全身都投入到这项抓挠任务中,而且纳金肯定能感觉到。不过,她还是站在那里,接受我的抓挠——然后当我停下来时,她把长脑袋转向我,盯着我,一动不动。乔乔说这表示她想要更多。所以我就一直挠。

我们大多数人觉得犀牛属于异域。这或许是个最广泛的误解,尤其在西方。历史学家凯利·恩莱特(Kelly Enright)指出,1000 多年来,欧洲没出现过一头犀牛。就这样,错误信息继续泛滥。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犀牛是非常丑陋的独角兽,它们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用角杀死敌人——它们只能把敌人压在膝盖下,用尖舌头舔死对方。即使在今天,在现代世界中,犀牛也被神话和幻想的远离实情。我们以为它们比恐龙更加年代久远,其实它们比马出现的还晚。我们认为它们的角怪异奇幻,但实际上它们只是致密的角蛋白,与我们的头发材料相同。事实上,我用来抓纳金的指甲就是同样的材料。

跟母犀们在一起,见到她们与看护人共同的生活,就完美化解了异域感。人们对犀牛的感情混杂着多层态度:像对待一对小姐妹,或是对待非常温顺的狗、或是对待高级奶牛,甚至像对待自己的曾祖母那样。这种关系既不掠夺,也不压迫。所有日常的小互动——抚摸和抓挠、昵称、眼神——都是某种价值交换,其如此古老,以至于无法囤积,甚至不需要名字:善良、舒适、摩擦、温暖、快乐、存在、安全。

就在母犀下面那条路上,奥佩杰塔有座犀牛纪念碑。这是个记录沉痛悲伤的地方。一棵高大的树孤零零地矗立在空旷的荒野中央,周围有几十根粗糙的石桩,每根石桩上都有一块刻有犀牛名字的牌匾。少数幸运的动物已非常知名,受到高度保护,因此能够自然死亡:例如,苏尼和苏丹,最后两头雄性北方白犀。

但绝大多数犀牛并不出名,它们死在偷猎者手上,被枪或毒箭射中,角被砍断。我见到了下面这些犀牛的印记, Carol、Mia、Shemsha、Zulu、Kaka、Batian。有些死的很快,有的在伤痛中忍受数周才离开。我看到 19 岁黑犀牛伊施里尼(Ishirini) 的牌匾:“保安组发现它的角被砍掉了,它痛苦地扭动着,已怀孕 12 个月。”名叫乔布的 28 岁犀牛:“半驯服的盲犀牛在犀牛围栏内被枪杀,两只角都被拔掉了。”名字不断出现:Mwanzo、Kiriamiti、Muigo、Chema。马克斯是一头 6 岁的白犀牛,为了劝阻偷猎者,护林员已经锯掉了它的角。但偷猎者还是向它开枪,也许只是恶意。

即使在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不可能保护每只动物。巨大的奥佩杰塔保护区,四面八方都是极度贫困的人群。在黑市上,犀牛角比黄金还值钱。供求规律决定,犀牛越接近灭绝,它们的角就越值钱。虽然杀戮发生在非洲当地,但市场是国际化的,并由高度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控制。 (事实上​​,犀角粉有时被用作毒品:在越南的聚会上人们将其混在酒中饮用)近年来,偷猎活动迅速增加。

如果没有武装警卫,这些母犀可能会立即遭杀。某些亿万富翁无疑会花大价钱来买最后两头北方白犀的角。

面对这一切的阴霾,在非常小的胜算下,仍有最后一搏来拯救这个亚种。自 1970 年代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收集北方白犀的身体组织。其中许多被安置在零下数百度的冷冻动物库中,后者隶属于圣地亚哥研究中心。跟许多大型动物一样,犀牛不易生育。纳金和法图都有生殖问题;两者都不能怀胎到足月。但是她们的卵子,用冷冻精子受精并植入健康的南方白犀子宫中,仍然有可能育出有活力的小犀牛。这就是生殖圣玛丽呀,但这也是仅剩的最佳方案。

在第一次尝试提取母犀卵子的几周前,我来到肯尼亚——这是让所有人都紧张的大手术。结果可能会很糟:它们也许没有卵了,也许没有可存活的卵;也许手术会出错,一只或两只动物可能会死掉。扎卡里亚·穆泰,犀牛的首席看护人,平时安静坚忍,现在也说自己压力大的睡不着觉。

“情况太微妙,”詹姆斯姆文达告诉我。 “要求太高。对动物来说也很难。也许并不会总成功。一般任何事情都得留有余地。但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必须尝试。”

“如果这都不成功,”奥佩杰塔的媒体联络人埃罗迪.三佩(Elodie Sampéré) 说,“那么基本上就剩干细胞技术了”——差不多成《侏罗纪公园》了。

有个问题很苛刻,但必须问:为什么要拯救特定的犀牛亚种?愤青们会说,我们的星球不是个博物馆。我们对生态现状没什么神圣责任。大自然本就残酷。变种来来去去。我们已经失去了长颈犀和长毛犀以及其他 100 多种古老犀牛——我们也照样活得挺好。动物保护就是过于多愁善感。

对此的回答是,首先,把愤青们的帽子踢掉,最好再扔进阴沟里,他每次想捡帽子时,就再给他踢得更远点。然后,告诉他没什么东西能孤立存在。犀牛不仅仅是犀牛:它是复杂生态网中的一条承重链。它活着一天,就有助于保持整个环境的健康。它吃草刨地。它日常行走穿过灌木丛,就为其他动物开出平坦大道。犀牛的粪便喂养着成群的昆虫,鸟类以昆虫为食,而其他动物又来捕鸟。犀牛不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个世界。无论它走到哪里,都会有牛啄木鸟、白鹭和珍珠鸡随之盘旋移动。人类爱假装自己可以远离如此复杂的相互关联,远离非人类生命的广阔网络。但我们的确就在那网中。迟早我们的链条会断。

到一定程度,我们得谈谈“爱”,关于犀牛作为爱的给予者和接受者。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这种视角。你无法量化爱;爱不会产生注定的统计数据。政策辩论不考虑爱。然而,最终,爱是我们所有意义价值的根源。

显然,纳金和法图彼此珍爱。它们是一对母女哺乳动物,寻求彼此的依靠、温暖和接触。在野外,雌性白犀牛往往群居,跟小牛犊一起,大约12头一群。但这对母犀只有彼此,日复一日。有时想象一下离开了法图的纳金或离开了纳金的法图,都让我非常难过。

看护人明显很喜欢这些母犀。而母犀们,以犀牛的方式,似乎也很爱看护人。仅几个小时后,我也爱上了这些动物——尤其是纳金,我想一直站在她旁边,抱她。 (姆文达说我绝对不该抱她——“你女儿和儿子需要你回家,”他这么说。)

走近,就会爱上了这些母犀,让我想到了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难题之一:爱的射程范围。

我们天生就要去爱,我们能召唤这种爱去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这种爱的范围可能只有 30 码。它就像盏美妙的灯,照亮我们的房屋内部,润泽自己的家人和宠物。当我们走出去,它能延伸到我们周围的城镇。

然而,这种爱无法以必要的强度跨越城市、州界或海洋。除想象外,这种爱无法奋力飞至远方需爱之人,或陌生濒危动物那里。我们真的能爱自己身边的东西,爱自己接触过的东西,爱那些回报我们以爱的东西。

当涉及大灭绝这样的危机时,爱的局限就成问题了。 77 亿人不可能全都来跟母犀们待上一周,整个人类不可能给纳金早上抓挠,感受她温暖而咕噜咕噜的呼吸。整个人类不可能真正爱她们。因此,我们作为集体,永远缺乏紧迫感,那种出于真爱的紧迫感——也是唯一可能最终奏效的紧迫感。

这还只说到母犀们,两只快灭绝的特别有魅力的动物。其他物种呢?比如西北婆罗洲猩猩,一种橙色的猿,它的脸就像让热情的祖母捏和拉过,现在还剩大约 1,500 只。大平原的黑足雪貂,鬼鬼祟祟的小绒管呢?野外只剩下不到400只。隆头鱼、大熊猫、儒艮、玳瑁龟、北极熊、克罗斯河大猩猩?帝王蝶?

整个亚马逊雨林呢?

珊瑚礁呢?

我们只能自以为爱已扩展到了所有该被触及的那些生物和地方。我们需要给人类装上某种爱的假肢延伸。

母犀并非为我们而存在。它们不是符号或神谕。它们不为回答我们关于存在的问题或帮助我们拯救世界而存在。它们本身就更好、更简单。它们就是母犀。

在肯尼亚的最后一天,我走到水槽边,和纳金道别。她向我伸出头,伸出那只致命的角,只是看着。她站着不动,身材魁梧,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静静地长吸一口水。然后她又抬头看着我,鼻子上的水闪闪发光。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角两次。她站着不动,凝视着。我告诉纳金,很高兴认识她。我无法让自己走开:只要我站在母犀旁边,她们就会继续充满我的整个视野​​。纳金又盯了我一会儿,轻轻吸了口气,然后转身走了。

我当然不能和母犀们一直待着。我得回家。

离开几周后,在 2019 年 8 月,我得知取卵手术成功了。母犀们恢复的很好,科学家团队也确实收获了一些卵子:五个来自法图,五个来自纳金。其中七个成功受精;在这七个中,三个继续发育成胚胎。它们现在被深度冷冻,等待开始下面的不确定步骤:植入、妊娠,某天就可能出生了。这离最终的成功还很远,研究人员提醒说可能要几年时间,即使实验室和野外一切都进行顺利,也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遗传多样性而无法再形成北方白犀的健康新种群了.

此时,母犀们已经走回野外,开始了它们的日常。回到家,我不断翻看我的犀牛照片和视频,试图留住与它们相处的时光。但注定地,一切渐渐溜走。它们的巨大存在变成了巨大的空缺。

几个月后,当我想写关于母犀的文章,想让它们在纸上栩栩如生时,全球疫情爆发了。整个世界都关闭了。人们突然都不能彼此相见。当我们自己这个物种正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我们眼前痛苦和死亡时,很难再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其他物种灭绝的危机问题上。

尽管如此,母犀们仍在我脑海中游荡。在这个彻底混乱的时刻,我发现它们反倒给我些定力——知道它们还在那儿,在野外,彼此相伴,在雷鸣的天空下嚼草。正如温德尔·贝瑞 (Wendell Berry) 曾经写的,活着,以“野生万物的平静/不因深谋远虑/悲伤而压迫自己的生活”。

我不断想起,野外的那个特别时刻。

“听过犀牛打鼾吗?”一天下午,詹姆斯. 姆文达问我。

我们坐在个土洞旁边——是个塌了的旧土豚窝,现在被疣猪占用了。母犀们正在附近打盹。周围的小鸟正拼织着自己疯狂的歌声:叽叽、喳喳、呼呼、哔哔、咕咕、察察、滑哗哗。没错,在这所有的噪音中,就像远处有辆拖拉机在轻轻空转一样,其中一头母犀正在打鼾。

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犀牛打鼾。不过那声音却很熟悉——跟你继父、或你的宠物狗或你最好朋友的鼾声一样节奏分明,锉刀似的。就是最普通的老鼾声:沉睡哺乳动物的通用配乐。

噪音从纳金那里传来。法图静静地睡在她身边,她方正的大鼻子怼住地面,腿像小猫一样蜷缩在身下。两母犀全副铠甲,却毫无防备,可爱又忧伤。

我最喜欢看母犀们打盹,因为每次都像精心编排的温柔舞剧:纳金,因为后腿弱而蹒跚,会选个地方躺下,而法图站着守卫她,耐心等待,确保野地这里可以安稳睡觉。只有当纳金把她巨大的身躯完全滑到地上后,法图才能休息。不过,休息前,法图差不多会抱着母亲:低下头,用自己的前角,轻触母亲的前角,然后将身体靠向母亲的身体。然后在离纳金几英尺远的地方,法图才会滑卧下来 。看不够它们睡觉——因为,当然,北方白犀的午睡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午睡。每次母犀们闭上眼睛,地球上所有的北方白犀意识都暂时闪出了,醒来时才再次闪回。

突然,在纳金的鼾声中,野外又响起了一个声音——比鼾声还响亮的隆隆。这新噪音持续不断,听起来像是长号手在大音乐厅里热身,感受音响效果。渐渐明白了,这是犀牛屁。其中一头母犀在梦中排气——强烈、真诚、震惊,无拘无束。

噪音平息后,我问姆文达是哪头犀牛在放屁?

他笑了。

“两头,”他说。 “它俩一起——同时放屁。”

顿时,我中了魔法一般,狂乐大笑起来。生命有如此多种表达。最后两头北方白犀,母女俩,睡得正酣时,齐声放屁。姆文达和我刚刚听见了世上最稀有的交响曲:生物和弦,升、弱、散、展。

山姆·安德森是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去年,他发表了关于 NBA 怪人 Al Yankovic 的故事,NBA泡泡、茧和 19 世纪法国雪仗。

杰克戴维森是英国摄影师。他为本期拍摄的北方白犀照片将作为 Loose Joints 的出版物发表,为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的犀牛看护人及环境慈善机构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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