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资本主义和动物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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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ahim Amir 译者 / Tengjiao Tan 当动物剥削成为一个被考虑的对象,动物就通常被描绘为值得同情的,抑或仅仅依靠人类去拯救的受害者,而不是反抗者。但我们也并不缺少这样的叙述和表现:一些动物在屠宰场的通道就像在斗兽场,许多动物尽他们所能的尝试,去逃避命令或机器。在去年四月由《分歧出版》发行的法希姆·阿米尔 ( Fahim Amir ) 的社会批评论文《动物起义》中,哲学家法希姆·阿米尔 ( Fahim Amir ) 想要重申动物在反对奴役中所占的位置。阻挠人类的行为,甚至成为畜牧和屠宰业的驱动力。在我们第五卷出版的这段摘录中,作者重溯了美国人类和动物的养猪业商业史:食品工业如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通用实验室。 【 阅读我们系列的第四卷“动物反抗,社会反抗” 】 在芝加哥之前,辛辛那提 ( Cincinnati )是美国主要的屠宰场和牲畜市场。辛辛那提依水而建,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北边,聚集了肉类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重大空间分离的所有要素。与资本的关系,轮转时间,生物繁殖比历史上的任何另外的时期都重要:动物也许会在他们第二年生命结束时被屠宰,这是畜牧业的“壮举”。在那时,夏天的丰饶和冬天的贫瘠为人类的生活与工作赋予节奏,贮藏塔的建造和干草的应用逐渐使生物繁殖的工业循环周期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累积制度的抽象线性。

设想、实验、转向:过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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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常见表述仍然是由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构成的:人类将经历一连串惊险离奇的事件,引领人类从狩猎采集者到工业社会。这幅从简单到复杂的人性的宏伟壁画在阅读格雷伯和温格罗的书时破碎了。过去的大胆发明能否激发我们当代的想象力? 亚历山德罗·皮格诺基(Alessandro Pignocchi)译者 / Dongyu Li

世上的最后两头北方白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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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金和法图死后,我们将失去什么? 者 / Sam Anderson 译者/ Danhua 苏丹死的那天,一切都感觉既不朽又平凡。那天是星期一。灰蒙蒙的天下着小雨。地平线上,太阳在肯尼亚山尖耸的双峰后朦胧着。小黑脸猴从篱笆那边溜进来,想偷上午收的胡萝卜。金属门吱吱作响。人们用斯瓦希里语轻声交谈。苏丹卧在泥里一动不动,粗壮的双腿盘在身下,巨大的脑袋歪的像翻了的船一样。它的大前角钝了,磨的伤痕累累。它急促的大口喘着气。周围,方圆数英里的大草原仍旧生机勃勃:疣猪、斑马、大象、长颈鹿、豹子、狮子、狒狒——这些生命重复着各自千百年的日常:狩猎、喂食和觅食,呼吸和溜达,待着。 苏丹也曾属于这样的宏大脉动,可现在它几乎动弹不了。它成了所有动态中心的一块巨大的静止。 苏丹是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能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一条进化线的尽头。虽然它的死是场灾难,但并不意外。这场严峻的生物保护危机,几十年来,正加速到来。各种最拼的措施——法律的、政治的、科学的——都已经用尽。 苏丹 45 岁,对犀牛来说已经年迈。它全身皮肤褶皱,皱纹从眼部发散开来。全身灰色,石头样的颜色;它就像一块呼吸着的巨石。几个月来,它身体不断衰竭。走路时,脚指磨着地面。腿上长满了疮;有处很深的伤口严重发炎。一天前,日落前夕,它最后一次倒下。起初,它挣扎着想再站起来——看护蹲下身子,想帮它——但它的腿太弱了。人们给它喂了包有止痛药的香蕉,一次 24 粒。兽医用医用粘土裹住它的伤口。 在它生命的最后几年,苏丹已然全球名星和动物保护标志。它像一位前总统一样,有 24/7 全天候武装警卫保护。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它。苏丹简直是一位完美的大使:它重达两吨多,却有金毛猎犬的个性。它愿让人摸,投喂零食——整根胡萝卜,夹在它的大方嘴里,像根橙色的小牙签。游客们知道自己正在触摸一个物种的最后香火,一个即将滑入虚空的原始巨人,心痛起来。许多人跑回车上去哭了。 尽管苏丹是最后一头雄性,但实际上,它并非同类中的最后一只。他还有两个活着的后代,都是雌性:女儿纳金和孙女法图。苏丹健康衰落时,这两头犀牛就在附近野地里吃草。在该物种奇异的存在之暮时——科学家们以令人心碎的直白称之为“功能性灭绝”——这俩头母犀将走完自己的岁月 。她们这一亚种已无法自然繁衍。两头雌性,无论如何也救不了这个物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苏丹被爱它的人围绕着。看护人是丛林老兵——对死亡丝毫不陌生。他们遭遇过狮子、大象、水牛和狒狒,还都幸存下来。但这次不同。我们一般期待物种灭绝在幕后发生,在史前的迷雾里,而非自己眼前,在具体的日历日里。可这就是发生了:2018 年 3 月 19 日。人们抓挠着苏丹粗糙的皮肤,道别,承诺,为人类的罪行道歉。最后,兽医对它实施了安乐死。一时间,它粗重地喘起来,然后就死了。 人们哭起来。但仍有工作要做。科学家们抽取了苏丹剩下的一点点精子,将其装在冰桶中,赶紧送往实验室。在兽圈里,研究团队取下苏丹的大片皮肤。看守人把它的骨头放在缸里煮。他们正在为遥远的未来准备一份礼物:总有一天,苏丹会在博物馆里被重新组装,就像渡渡鸟、大海雀或霸王龙一样,孩子们会知道曾经有一种叫北方白犀的动物。活着的生命可以看着死去的那些,试图想象它们活着的样子。但现实并非真能如此。我们永远无法重构那些使生命成为生命、使生活成为生活的、无聊或兴奋的所有奇特小时光。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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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Seeing biodiversity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译者: Danhua 爱丽丝·休斯(Alice Hughes)详述了她在中国工作的感受以及该国为帮助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问题所做的努力 英国动物学家爱丽丝·休斯在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勐仑县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了近八年。云南昆明将于今年10月举行首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而爱丽丝说自己对该国的生态保护方法已有所了解。 您目前的职务是什么? 在中国最多样化的植物园内,我领导着一个景观生态学研究小组。我们团队旨在更好地了解动物的生活以及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用更有效的方法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环境。 这个18人的团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CAS),其工作包括:绘制生物多样性地图,研究不同物种的非法和合法贸易,以及弄明白我们的自然世界在何处以及为何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制定可行的措施来帮助阻止这些变化的最坏影响。 例如,我团队中的许多成员正在研究多种中菊头蝠。我们的遗传研究表明,大约70%的中菊头蝠种尚未纪录于科学文献。如果你无法描述一个物种,那么你将无法保护它。

我们需要理解鲸类的文化才能拯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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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elicia Vach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whales so we can save them 译者: Danhua 我们常以为文化只属于人类,包括人类的音乐,语言,衣食。但其实,文化远超出智人的范畴。有证据显示其他动物群体(从昆虫,鱼类到陆地哺乳动物,鼠类,灵长类和海豚)也有其各自的文化,因而人类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意味着存在文化。我们必须接受,那些我们一直自认为只属于人类的文化特征其实可能并不为人类独有。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文化可能对自然保护具有重要影响。了解动物的文化可能是拯救它们的唯一途径。 作为研究非人类物种抹香鲸文化的博士候选人,我有机会目睹这种影响。跟鲸鱼待在一起并向它们学习的时间越久,我越坚信只有认可鲸鱼的文化才能理解和保护它们。

在北亚饲养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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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马尔基纳( Charlotte Marchina )翻译: Dongyu Li & Tengjiao Tan 人类学家夏洛特·马尔基纳 ( Charlotte Marchina ) 在一次关于她在北亚的经历的采访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西伯利亚和蒙古牧民的领地与动物的关系,及其与欧洲的不同之处。 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更多图片在蒙古:https://www.trekearth.com/gallery/Asia/Mongolia/page1.htm 这次谈话发生在2019年6月《游牧民族的土地》一书出版之后。 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原因您决定在蒙古和俄罗斯做这样一个关于牧民,动物和他们土地的研究? 因为我对蒙古人以及他们的动物感兴趣已经有二十年了,所以这项研究是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我的一个童年梦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的父母曾送给我一张展示全世界诸多马种的海报。在我决定去做一项百科全书研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为形态学而痴迷,为有着古怪名字的普热瓦尔斯基( Przewalski ) 蒙古马而痴迷。十年间我在那里学到了蒙古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这就像在梦里。在我还是人类学研究生时我就已经成为马的爱好者和骑手,在学习蒙古语的同时开始这项“蒙古人与马的关系的研究”。得益于我曾学习俄语,我将调查范围从蒙古拓展到蒙古边境线之外的俄罗斯。那里生活着布里亚特人( Les Bouriates ) 。西伯利亚同样令我向往,这项工作让我在知识层面把反思的第一要素放他们的竞赛中、口语中、在马的个性特征上、在选种和命名体系上。同样我也将这种反思置于他们最小化骑手角色的能动性上。在这项研究中我谈及到:牧民认识到了马的心理特征和身体特征对于马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认知如何影响到了牧民的技术。蒙古人认为马是专注且聪明的,但骆驼是愚蠢的。这让我继续扩大了我的研究和对照范围:我将研究的范围从两个蒙古人扩大到他们和每一个物种的关系。其中包括马、骆驼、牛、山羊都维系着怎样的关系。这在我的书中和研究成果中有所提。

欧洲新冠的源头是水貂养殖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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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re, EXCLUSIF日/记者:伊夫·夏玛(Yves Sciama)和亚恩·富尔(Yann Faure)译者 / Dongyu Li 基因分析表明,两次肆虐欧洲的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密集饲养的水貂养殖场附近甚至其中心位置,这对此次大流行病的历史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并重申了卫生部门和兽医令人费解的消极态度。 一些较为零散的科学证据表明,水貂在当前新冠传染病的悲剧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首先,水貂养殖场,是极其危险的微生物大熔炉,尤其是它们当中那些最大的养殖场。其次,纵观整个欧洲,除了荷兰和丹麦的一些地方,无论是出于盲目还是为了拯救皮草业,兽医和卫生部门通过顽固地淡化养殖场的风险来否认这种危险。这个没落的、没有实际社会价值的产业,虽然提供了一些微薄的就业机会,但其出口总额却高达每年数亿欧元【1】。 事实或许更加残酷,一系列的观察指向两个可能是病毒的发源地的水貂养殖场,在席卷欧洲的两次新冠浪潮中扮演关键角色,一个在意大利的自治市卡帕拉巴(Capralba),另一个在西班牙的特鲁埃尔省(Teruel)附近。如果这项猜测得到证实,这将在科学界引起大的震动,这一流行病的历史将被重新书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例如全球经验最丰富的病毒学家之一马里恩·库普曼斯(Marion Koopmans)认为,貂可能只是“新冠大流行中缺少的环节”(此处为反讽),是将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