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马尔基纳( Charlotte Marchina )
翻译: Dongyu Li & Tengjiao Tan
人类学家夏洛特·马尔基纳 （ Charlotte Marchina ） 在一次关于她在北亚的经历的采访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西伯利亚和蒙古牧民的领地与动物的关系，及其与欧洲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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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发生在2019年6月《游牧民族的土地》一书出版之后。
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原因您决定在蒙古和俄罗斯做这样一个关于牧民，动物和他们土地的研究?
在蒙古
因为我对蒙古人以及他们的动物感兴趣已经有二十年了，所以这项研究是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我的一个童年梦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的父母曾送给我一张展示全世界诸多马种的海报。在我决定去做一项百科全书研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为形态学而痴迷，为有着古怪名字的普热瓦尔斯基( Przewalski ) 蒙古马而痴迷。十年间我在那里学到了蒙古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这就像在梦里。在我还是人类学研究生时我就已经成为马的爱好者和骑手，在学习蒙古语的同时开始这项“蒙古人与马的关系的研究”。得益于我曾学习俄语，我将调查范围从蒙古拓展到蒙古边境线之外的俄罗斯。那里生活着布里亚特人( Les Bouriates ) 。西伯利亚同样令我向往，这项工作让我在知识层面把反思的第一要素放他们的竞赛中、口语中、在马的个性特征上、在选种和命名体系上。同样我也将这种反思置于他们最小化骑手角色的能动性上。在这项研究中我谈及到：牧民认识到了马的心理特征和身体特征对于马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认知如何影响到了牧民的技术。蒙古人认为马是专注且聪明的，但骆驼是愚蠢的。这让我继续扩大了我的研究和对照范围：我将研究的范围从两个蒙古人扩大到他们和每一个物种的关系。其中包括马、骆驼、牛、山羊都维系着怎样的关系。这在我的书中和研究成果中有所提。
是不是在不同国家的牧民之间存在着一些标志性的不同？又是什么促使他们更加接近？
您的问题正是您的回答。因为实际上这些人具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虽然他们属于不同历史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些共同点让他们在蒙古和俄罗斯相见。中国也有蒙古族，但本书不涉及他们。
在蒙古和在阿加 ( Aga ) 一样，牧民会同时养育多种动物。生物的多种特性使他们可以互补利用动物产品和牧场。这个社群分享它们的生活场所：牧场、营地，领土( Nutag / Nyutag ) 。没有围栏和防卫措施，这给了牲畜很大的自由，也促使动物发展出它们的自主能力。它们能自行返回营地并保护自己免受掠食者的伤害且在牧场上觅食。蒙古族和布里亚特族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和生物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蒙古牧民是以家庭为导向的，布里亚特牧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布里亚特，牧民是受雇的有薪劳动力，并且是牧民合作社的成员。蒙古牧民主张土地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以掌控灵活性。而布里亚特人则被迫成为其土地的所有者，这降低了牧场的灵活性。在阿加（Aga）俄罗斯人对畜牧业的影响体现在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和现如今在畜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合作社。俄罗斯对其牧业的影响也同时体现其繁育站雇佣的那些只讲俄语的俄罗斯辅助牧民。而且这里有大量的外来的动物品种。最后两个因素加强了动物和朝夕与共的人类的情感关系及依赖性。这削弱了动物的自主性。
您能向我们解释“nutag”和它对牧民的意义吗？
蒙古语的纳塔格（nutag）一词可以译为“国家”。它指代牧民游牧的领土。当牧民谈论他们所处的“国家”的规模时，它的大小会根据对话人而有所改变。根据最近的研究，蒙古牧民的nutag可能对应于起源的国家（州），省（aimag）或地区（sum）。从最狭义上讲，纳塔格指人们在该地区内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各个营地的所在地，即游牧领土，甚至是冬季或春季营地，是牧民向政府正式宣称的唯一居住地。
如果纳塔格的概念被蒙古的专家所熟知，那么我想强调家畜在纳塔格的形成和人们对的纳塔格的依恋的重要性。牧民和动物们每天都会按照常规模式穿越领土，从而在其中开辟出路径。人和动物定居在他们的纳塔格中：牧民在歌曲中赞美它，他们不愿意长时间地离开这里，而被出售的马和骆驼最初通常试图寻回它们原来的纳塔格。
您在工作中习惯于利用地图绘图术和GPS测绘，尤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动物及牧民的路线。您能告诉我们这些工具带给了您什么吗？
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的牧民对几种动物进行散养，它们分成几群在无围栏的草原上吃草。在这种情况下，仅使用经典的人类学调查技术就不可能研究占据和共享空间的具体方法——不仅是对于同一牧场的不同种群之间，并且对于相邻牧场的种群之间。多亏了GPS的读数，我连续几天且同时追踪到了几群动物的活动轨迹。这使我可以完善对不同牧场类型的互补开发的研究。例如，骆驼和绵羊不在同一地方吃草，而马和绵羊有时在同一地方吃草，但不一定要同时进行，以免他们见面。牧场的使用每天和每季都有轮换，这限制了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压力。我还使用GPS跟踪牧民的运动，在他们寻找经常无人看管的物动物时重建了一些技术。但是，我最初使用GPS，是为了研究牧民的游牧活动并绘制其路线以及各个营地的位置的地图。在这方面，地图绘制拥有极高的价值：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张显示由十几个牧民家庭统治同一山谷的基本准则的地图了——每个牧民都有自己的保留路线。这些数据绘制的地图使您既可以轻松地查看本地趋势（以分散的方式在山坡上度过的寒冷季节，沿着同一条河在平原上度过炎热的季节），也可以轻松查看各个家庭的区别（游牧的频率和距离：根据我所调查的其中一个山谷，距离从500 m至15 km不等，频率每年进行2至4次）。GPS设备还可以访问新的定量数据，例如占用区域，移动距离和速度。
在欧洲，我们现在倾向于将畜牧业与动物的支配和剥削联系起来。而您却相反地认为“游牧不可以被简化为人类对动物的支配关系。必须要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牧民和牲畜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复合体系”。此话怎讲？
在游牧过程中，牧民和动物一同迁徙到新的牧场。这些周期性旅行旨在保护牧场的资源，以便每年都能重新使用这些牧场。因此，人类移动本质上是为了动物的需求，但游牧路线和时间表是由牧民设计的。动物在每一年的相同时间沿着相同的路线迁徙，这从空间和时间的层面上将迁徙内化在动物的意识中。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干旱、冬季下大雪或冬季无雪），农民可能会决定改变时间表，推迟或提前转场时间。比如可以通过转场到一些不经常到达的放牧区来延长及重返既定游牧路线。在西伯利亚，我观察到一个牧民将他的游牧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因为那年的雨季偏晚。这导致该山谷的草还没有长得足够好。奶牛已经几次自行转场，但饲养员不得不把它们重新带回畜牧基地。他还表示，奶牛们并没有完全离开，它们在等我们。动物和牧民之间的相互调整适应通常在田园生活中是必然存在的，但在游牧社会中更为普遍，尤其体现在气候变化的时期，气候变化经常会扰乱北亚牧民游牧的稳定。
您认为这些牧民并不寻求与他们的动物共生，他们甚至倾向于藐视人与狗可以共情，以及拥有过度亲密的情感联系，相反他们鼓励动物尽可能的独立，并间歇性共处？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形成的，并为我们举个例子？
在蒙古民族的粗放牧业中，更广泛地说在整个北亚，牧民根据物种使用不同的监护和保卫模式。一般来说，动物被授予在进食和移动方面的高度自主权。牧民甚至允许内几周时间没有看见部分动物的情况发生（然后再用几天时间找它们！）在蒙古饲料的供应是最低限度的和谨慎而有所保留的。通常只为虚弱、生病或即将分娩的动物提供饲料。布里亚特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引入外来品种和与西方品种杂交需要更频繁的喂养。我们时常观察到他们赋予动物食物的自主权（甚至是理想化的）。在蒙古和布里亚特的这两个地区，牲畜（马、骆驼、牛）独自抵御捕食者。为此，蒙古和巴格里农民在社群结构和先天优势上帮助动物。对马来说，由种马带领马群，组织并防御狼群攻击。因此蒙古养殖者专注于选择种马。它们根据一系列形态学和心理标准，通过阉割其他雄马，选择马匹，并确保其能胜任其职责。他们寻找一匹同时具备强壮、勇敢、嘶声高亢这些优秀品质的马。
马的自主能力使得牧民能够放松对他们的监管，转而专注于需要关注的物种，比如绵羊和山羊，它们更易捕食，也很容易地与邻近的羊群混合。因此，间歇性共处的特点是：人类和动物分离和联合的时期相互交替。因物种而异，也取决于时期和动物的用途。间歇性共处意味着没有牢固的情感纽带。我书中提到的布里亚特犬( des chiens bouriates ) 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布里亚特犬的主人雇佣了俄罗斯的辅助牧民。他们与蒙古人与动物互动的方式非常不同：他们和狗说话并抚摸它们，而布里亚特犬的主人则常常忽视它们。因此布里亚特犬倾向于跟随俄罗斯的辅助牧民。很明显它们更喜欢俄罗斯辅助牧民。这种偏好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一些布里亚特犬不再为繁殖站工作，而是依附于辅助牧民。布利亚特牧民轻视布里亚特犬，这导致它们不再执行它们的本职任务。
在西方，我们给动物带来的问题和动物权益的问题愈发被重视。有些人甚至主张废除畜牧业。根据您从亚洲得到的经验，您如何看待这些立场和问题？
我很难将这些问题置于为北亚语境去讨论。在蒙古和西伯利亚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我们很难不杀死和食用饲养或是狩猎的动物。从密集的集约化养殖到蒙古的游牧式畜牧，无论从生态或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饲养者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来看，都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蒙古牧民不会无痛的人道屠宰，并且每次屠宰之前他们会为动物祈祷或面对面的对动物道歉。虽然蒙古与游牧、马匹、肉类消费密切相关，但很有趣的是蒙古竟然出现了素食习俗。乌兰巴托甚至有一家素食餐厅已经存在多年。但这些做法仅仅出现在城市。除非自己携带食物，否则素食主义餐饮不可能出现在蒙古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