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Seeing biodiversity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译者: Danhua

爱丽丝·休斯(Alice Hughes)详述了她在中国工作的感受以及该国为帮助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问题所做的努力

在中国云南省勐仑县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动物学家爱丽丝·休斯领导着一个景观生态学研究组。

英国动物学家爱丽丝·休斯在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勐仑县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了近八年。云南昆明将于今年10月举行首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而爱丽丝说自己对该国的生态保护方法已有所了解。

您目前的职务是什么?

在中国最多样化的植物园内,我领导着一个景观生态学研究小组。我们团队旨在更好地了解动物的生活以及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用更有效的方法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环境。

这个18人的团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CAS),其工作包括:绘制生物多样性地图,研究不同物种的非法和合法贸易,以及弄明白我们的自然世界在何处以及为何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制定可行的措施来帮助阻止这些变化的最坏影响。

例如,我团队中的许多成员正在研究多种中菊头蝠。我们的遗传研究表明,大约70%的中菊头蝠种尚未纪录于科学文献。如果你无法描述一个物种,那么你将无法保护它。

您怎么就来中国工作了?感觉如何?

2011年,因博士后研究,我先从英国去了泰国,然后前往澳大利亚,最后于2013年在中国接受了一个职位。

起初,我对亚洲国家文化如何不同于西方有过非常幼稚的认识,然后经历了很陡的学习过程。适应性很重要。我认为,许多西方人没用耐心,太轻易就拒绝相信或者太轻易就挑剔中国和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做法。结果,中国研究界对那些常态问题非常敏感,例如对外来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监管等等。作为外国人,需要小心平衡,提供建议同时不要显得过分苛责 。我可以参与较高级别的一些讨论,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知道我会倾听,并且我会基于事实而非偏见来提供我的见解。

我研究了一些有难度的且潜在敏感的问题,例如濒危物种,野生动植物贸易和“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例如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将全球贸易路线与中国联系起来。我关注这些事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将其最小化。中国不想被指责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广泛丧失,也正在专门投资于科学研究以防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我受邀参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工作组。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些小组并与该国的一些顶级科学家合作,特别是在参加国际或联合国会议时。

为中科院工作等同于成为政府雇员。中国以外的很多人仍然惊讶于有外国人在这里的科研机构工作,其实人数一直在增长 。

作为外国女性,我也算不寻常了。我在这里工作时,没见过其他在中国作全职教职的欧洲女性。在我们学院里,有十多个外国男性担任教职。这对中国女性而言也不容易。研究所里我们有43个研究组;只有3个由女性领导。

对所有的自然保护科学家而言,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并愿意去确定具体某国家和文化中能起作用的因素,来帮助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并开发具体社会背景下起作用的解决方案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去年,一些专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野生肉类消费,因为人们担心源自野生动物并导致人类暴发的新疾病。现在,这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在非洲许多地方,水源不足以饲养牲畜,人们仍以野肉为食。

这意味着,与其建议一揽子禁令,更好的解决方案却可能是去监视交易商品,并对哪些物种可以安全持续食用提供建议。

俯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其位于西南中国的云南省。

在中国工作,外国科学家需要说中文吗?

我团队中的大多数人不以英语或汉语为母语。我们大约有12个不同的国籍,因此讨论主要以默认的英语进行。

我与中国同事紧密合作,确保在以中文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时能表达正确。与中国同事开会时,有人会将相关的要点翻译给我,或者我将我的幻灯片翻译成中文并以英文报告。我还翻译了我的报道和摘要,并且随着翻译软件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完成必须的翻译。

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想法时,的确容易产生误解,因此我们常常细心留意可能会导致歧义的任何语言细微差别。

中国在城镇化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平衡?

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生态文明的概念——中国政府对环境可持续性增长的愿景——在2012年被列为国家优先事项,于2018年写入中国宪法,这是对可持续性的巨大承诺。

一项主要政策是生态保护红线计划,该想法已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发展。整个中国内,目前有大片区域免受工业和城市发展影响,部分目的是要确保重要的生态系统(例如限制洪水的湿地)能够继续有效发挥作用。数百万美元的开发项目在建设期间被拆掉。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以科学为基础,自上而下来平衡人类需求与维持生态功能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 。

当然这远不尽完美:我知道文件上,这些生态红线现在已经存在,并且在某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已强制执行。但是,并非每个地区都一样。地区自治程度很高,在我居住的云南,由于许多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地方政府与省政府的合作面临更多挑战。俗话说“山高皇帝远”:离北京远的地方,由于缺乏监管,也就缺乏压力去执行中央政策。

中国南方已经发生了许多森林砍伐,这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破坏。天然森林已被营利性的人工林所取代,这些人工林通常种植橡胶或桉树,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持续林业是整个亚洲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将在十月份领导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会议。您有什么期望?

这是中国首次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他们为改善情况所做的努力将成为关注焦点。

我知道,有许多中国高级官员除了努力保护国内生物多样性外,也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联合国目前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已于去年到期,而计划在本次大会上商定下一目标,必须要鼓励各国种植多样化的本地物种。目前,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将遭受生物多样性损失,政治家也没有压力去行动:即使这些目标仅仅是美德信号而非真实改变,我们也常常对目标过于焦虑。

此外,政府倾向于尝试以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其目标。因此,他们只种植很少甚至非本国本地种的不多样的树种,即认为达到了自己的植树目标。

我们仍需要在政策文件中纳入更实际的目标,例如启动可持续的供应链,以关注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后机制。

中国生态研究环境给您的独特印象是什么?

中国的生态学家得行动迅速。提交基金申请的时间可能很短。通常,你需要在24小时内回复。另外,大多数计划都与政府的五年计划相关,因此我们需要调整优先重点以反映这些五年计划。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所有的海洋和陆地保护区已经有了完整的清单,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准确地测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未来的目标。这确实是无可匹敌的成绩。

这涉及绘制400个海洋保护区和13600个陆地保护区的地图。在任何其他国家,我都没听说过如此的规模和速度。

对我来说,最积极的是,在这里人们尊重科学。科研年度预算正在增加,而我们的应用研究结果正为国家政策提供依据。这是西方该好好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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