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森林为伴

作者/杰罗姆·刘易斯图源/尼科·刘易斯,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sustainable-development-ravaged-the-congo-basin/

译/Dongyu Li

杰罗姆·刘易斯是人类学副教授、可持续发展人类学中心主任和伦敦大学学院极端公民科学小组的联合主任。2019年，他提出了蓬勃发展的多样性，一项旨在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本土方式的认识的倡议.
在一片漆黑中，我们坐在森林的地面上，身体靠得很近，几乎可以触摸到，我们唱着歌，每个声音发出不同的旋律，创造出一种紧密重叠的和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每一种旋律开始融合在一起，我们开始在自己创造的人声织锦中迷失自己。歌声的力度越来越大，协调性越来越完善，直到音乐美得让我们融为一体。巴亚卡人相信，这样的辉煌吸引着最优秀的精灵加入我们的队伍。它们像一个个发光的小点，在我们周围飘浮，忽而逼近，忽而又退向森林，它们细微的声音如口哨般吹出甜美的曲调，不时地从复调中滑过。被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所震撼，一些人喊出Njoor!(我的天!)Bisengo(真棒!)To bona! (就这样!)

在这样的时刻，你感觉你是森林，你的意识扩展到树木，动物和你周围的人。上世纪90年代，我在刚果共和国进行巴亚卡俾格米人(BaYaka Pygmies)的博士研究时，感受到了这样的广阔，让我深受感动，并与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建立了一种爱与快乐的联系。在这种高度身临其境的精神游戏中，巴亚卡人与森林直接交流，传达他们对森林的关心和关注，重申一种相互支持和爱的深厚关系。就像我的朋友埃梅卡(Emeka)说的，巴亚卡人爱森林就像爱自己的身体。

巴亚卡人在狩猎和采集方面遵守严格的规则。他们以一种能够再生和繁殖的方式收获野生山药，他们试图避免杀死怀孕的动物，并且他们消耗从森林里获取的一切。数千年来，它们和刚果盆地其他俾格米人的行为不仅为人类，而且为所有生物提高了森林的生产力。巴亚卡语没有一个词来形容饥荒。一天晚上，当我试图向埃梅卡和围坐在篝火旁的其他人解释，在某些地方有人会饿死时，他们对我产生了质疑。

然而，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与各国政府和保护机构合作，开始在刚果盆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他们将热带雨林划分为广阔的区域，用于伐木和其他活动，同时留出“保护区”作为野生动物的安全避难所。根据源自19世纪美国的一项政策，即不受人类影响自然就会繁荣发展，地方政府禁止俾格米人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

刚果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机构、保护机构和地方政府已经将刚果盆地划分为伐木或其他活动区域，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在某些地区，俾格米人被允许以狩猎为生，但实际上许多人因为太害怕生态保护人员的攻击而不敢冒险进入森林。由于无法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就在博科拉等伐木小镇附近闲逛，希望能找到一份零工。

从那以后，我目睹了大量到处都是大象、大猩猩、黑猩猩、野猪、猴子和羚羊的森林，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森林产品的消耗，变成了退化的林地。中非象的数量在2002年到2011年间下降了60%以上，而且这种下降还在继续。以前活跃、营养丰富、充满活力的巴亚卡人现在往往营养不良、抑郁和酗酒，居住在他们以前领土的边缘，被所谓的生态卫士恐吓，并受到外界的商业和性剥削。它们在刚果盆地繁荣了数万年，却在几十年内屈服于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渴求，以及通过将当地人驱逐出家园来获取资源的殖民主义方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保护常常与采掘业相伴，常常达不到既定目标，与之相反，一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方法正在稳步取得进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和科学政策平台2019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土著居民比几乎所有人都更善于维护他们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此外，地球上现存的80%的陆地生物多样性与地球表面的65%处于某种形式的土著或当地社区管理之下。认识到这一现实，这种新的保护模式寻求授权当地社区抵抗商业势力入侵他们的领土。

在一次这样的努力中，巴亚卡人帮了他们自己。这个被称为“极端公民科学”((ExCiteS)的项目，使当地人能够绘制出他们的资源和威胁他们的危险，并与外界分享他们的生态知识。我们在刚果盆地设计的工具和方法在世界不同地区被证明是有用的。我们最新版本的绘图工具Sapelli在柬埔寨普雷朗森林的社区网络中获得了成功，它获得了2015年联合国著名的赤道奖, 2017耶鲁大学热带森林国际社会创新奖和2019年的全球能源奖。

一个理想的巴亚卡人

1994年，当我的妻子英格丽，我们三岁的儿子南多和我忐忑不安的从 防空洞

爬上了刚果北部僧伽河的沙岸时，是埃梅卡用温暖的微笑迎接了我们，他30多岁，魅力十足，是驻扎在那里的约40名俾格米人之一。生活在刚果盆地的俾格米人，东起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西至大西洋。俾格米人采猎部落说着一系列不同的语言，并且据信有三十万到一百万人。所有人都将自己看作是森林的原住民。DNA研究表明，他们的祖先在该地区生活了至少5000年。

尽管表面上有所不同，这些 完全生活在森林中的俾格米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着相似的生活

方式——他们 居住在用芭蕉叶、棕榈叶搭建的藤蔓小屋；他们 用一些原始工具和方式来打猎和采蜜；与森林精灵 通过独特的唱歌风格来交流。在接下 来的三年当中，英格丽、南多和我，还有埃梅卡，他的妻子曼布拉， 以及他的大家庭的其他成员，穿越了数千公里的森林，我们沉浸在他们充满生气和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同伴们教给我们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采猎者；如何穿过巨大的沼泽；如何用大象的足迹导航；猎杀野生动物；收集水果，野生根茎，可食用的叶子以及季节性的昆虫；在森里溪流筑坝以拦截鱼类；以及与森林精灵玩耍。

埃梅卡是我们的向导，在营地里他被证明是一个强壮勇敢的猎人；一个体贴、宽容、勤奋的父亲和丈夫；；一个性情温和的调解人和一个明智的顾问；一个熟练的演说家、歌手、说书人和一个即兴戏剧创作的导演；并且极度地慷慨。巴亚卡的 交易

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你想要的东西直接问他要的原则为基础。生活在这种一个需求共享经济（就像人类学家讲的那样）中就像生活在一个商品免费的地方。即使你很少贡献——比如，你是一个孩子或者一个老人或精神上身体上有缺陷——没有人会质疑你要求分享这个营地里任何被带进来的东西的权利。埃梅卡总是送出他所有的东西。

巴亚卡人坚决否认自然世界可以被拥有的观点。“康巴【造物主】创造森林供所有的生物分享。”埃梅卡告诉我。一次，我们在一群大猩猩附近扎营通宵狩猎。银背大猩猩闻到了我们的篝火的烟味，开始干呕咆哮来吓唬我们。埃梅卡非常愤怒。他又喊又骂，斥责这只银背大猩猩让它以为森林 是属于他的。森林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所有生物的需要。另一次我的朋友图巴指着他年幼的儿子说：“看，他吃森林里的食物，这让他的身体变得强壮。”事实上巴亚卡人把他们自己当作森林的化身，他们无法想象卖掉森林的一部分就像我无法卖掉我的拇指和脚一样。

本着同样的精神，巴亚卡人认为只要所有人都尊重某些原则，森林就能保持丰富。稀缺和匮乏源于人们没有正确地分享，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和谐的社会——不是因为大自然的供给能力不足。一套叫做埃基拉的规则确保了森林的丰富。如果一片森林变得贫瘠，巴亚卡人会把他封起来，这样就没有人在那里捕猎或采集。禁令在该地区恢复时接触。营地里的每个人必须分到一部分从狩猎中得到的肉，并且尊重动物的尸体。森林关心它的居民并且渴望听到他们传出悦耳的声音；与它分享欢歌笑语会让它变得慷慨大方。因此巴亚卡的社会体系的关键不仅是确保充裕，更是庆祝和生产快乐。

20世纪90年代，我们漫步在森林的时光是田园般的。我们吃野生动物的，自由行动。我们连着几天表演灵魂之舞，有时则连着几周。“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问题和悲剧，充满了幸福和无忧无虑。”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早在30年前就写过关于刚果东北部（大约100公里外）的班姆布蒂俾格米人的故事。我对巴亚卡也有同感。

但麻烦正在酝酿之中。1993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与世界银行和子在刚果共和国建立了诺娃贝尔多基国家公园。占地4000平方公里与中非共和国接壤。意欲在保护大象、邦戈羚羊、黑猩猩和大猩猩。由于俾格米人机会没有留下任何生存痕迹，WCS的当局和科学家声称此地为无人区。当森林巡逻队遇到采猎者时，他们会把他们赶出去。结果，刚果的巴亚卡部族在中非共和国与他们的亲属分离并且失去了他们世代熟悉的大森林。

我和埃梅卡的队伍徘徊在公园边界以北150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受到直接收到冲击。但是我们在广阔的“缓冲区”，保护区周围拥有大量采伐许可权的地区。于是，一个丰富而繁荣，多样物种繁盛的空间开始消亡。

萨佩莱木

还记得我们在1994年第一次穿过伐木道路。我的巴亚卡同伴们抱怨脚下的地面有多硬，没有树荫的地方有多热，还有许多苍蝇在侵扰我们。当一辆伐木车隆隆驶过时，女人们纷纷四散在森林深处， 好像有一头水牛在追赶她们，埃梅卡和我笑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道路在森林中纵横交错， 为了促进城市的野味，可食用植物和其他森林产品的供应。

伐木公司最感兴趣的是壮丽的萨佩莱树（学名：柱状非洲楝），这种硬木是防水的，极其坚固且抗虫害，拥有美丽的色彩斑斓的纹理，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量很大。但是萨佩莱树对俾格米人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次，在经过60公里的长途跋涉后，我抱怨我的脚酸痛，埃梅卡便从附近的一棵萨佩莱树上割下一块钻石形状的树皮。树皮下便是一种强力的止痛药和抗菌剂。埃梅卡放在火上烤它内层的油。之后他把树皮放在了地上，让我把脚放上去。疼痛得到了舒适和高效的缓解。我经常 看到患疟疾的巴亚卡儿童吸入浸泡了萨佩莱树皮的热水的蒸汽来退烧。

最重要的是，最高的萨佩莱树在树冠上方出现。在雨季来临前，它会吸引成群的蝴蝶在树叶上产卵。幼虫在孵化的过程中，很快就会长成非常美味，营养丰富的毛毛虫。它们的数量多到以致于像厚地毯一样铺在树下的地面上。俾格米人珍视毛毛虫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味道，更是由于它们成熟的时机。雨水将动物从水坑中分离出来，使狩猎变得不可预测。当我们坐在灰烬上烤毛毛虫并且品尝他们干净、香醇的味道时埃梅卡告诉我：“康巴在捕猎困难时把毛毛虫送来喂养人们。”

当伐木工人砍倒他们世代享用的毛毛虫树时，即使巴亚卡人极度失望，但他们强烈的分享精神让他们感到他们不能反抗或拒绝。“这里有许多的树在森里里，我们乐意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一些巴亚卡人在早期说。

我和我的家人在1997年内战爆发时离开了刚果。但我仍时常为了研究回到这里。2000年战争结束后，一个资金短缺的新政府将所有剩余的森林开放给了伐木者。他们修建了许多道路， 把范围延伸到了更偏远的地区。到2003年，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每年的 伐木产量增加了一倍多，超过了130多万立方米，并且还在持续上升。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环保人士向在刚果盆地活动的伐木公司施加压力，使他们遵循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指导方针，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远离高保护价值的地区（例如黑猩猩密集的小区域），并尊重工人和原住民的权利。跨国公司刚果工业木材（CIB）决定申请FSC认证，该公司总部位于僧伽河上的伐木小镇博科拉，在130 万公顷的巴亚卡森林经营业务。

据我估计，该公司可能会继续砍伐树木无论它们有没有FSC认证标志。这为保护俾格米人的权力和资源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机会。由于我先前研究如何实现“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因此当脆弱的人民面对将要在他们的领土上展开的项目时，我成为了非政府组织热带雨林信托（一般被称作蚯蚓）的有偿顾问。CIB雇他们来解决FSC认证所设计的社会问题。信托机构要求我建立一个系统，让居住在特区的俾格米人决定是否允许在他们的领土上伐木。

当我与CIB的经理们讨论萨佩莱树对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时，他们担心会与居住在那里的10000名左右的巴亚卡人发生冲突，那么就无法获得FSC证书。随后，巴亚卡人和伐木工人举行了紧张的会议，我充当调解人。但事实证明，文化差异是不可逾越的。猎人们在写字楼里显得非常不自在，就连开门这样看似平常的举动对他们来说都是艰难的。更别说 是理解会议议程和形式这种更专业性的工作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营地里，埃梅卡和其他人解释说，只有突出的萨佩莱树（树冠在其它树上的树冠上方的树）才是毛毛虫的可靠宿主。巴亚卡人要求伐木者 停止砍伐这些树木， 以及保护天然泉水，祖先的坟墓，神圣的树林，药用树木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资源。

我向CIB的经理人提议，由他们支持巴亚卡人绘制这些站点的地图。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同意了。英格丽在公共卫生部门工作，她设计了一套图标，帮助巴亚卡人阅读药品标签，用来和他们一起建造的移动药房里治疗蠕虫、疟疾和其他疾病。这给了我灵感。我们与巴亚卡人和一家名为赫尔维塔的私人软件公司合作，该公司当时正在开发追踪稀缺材料供应链的工具（此处是硬木），我们为配备了GPS的掌上电脑的触摸屏个设计了一个图形界面。一个巴亚卡人会寻找到部落想要保护的资源，比如一棵突出的萨佩莱树，只需简单地触碰毛毛虫图标来标记地点。

这个标签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当巴亚卡人将表现出砍伐地点的地图进行分类时，伐木工意识到他们仍然可以砍伐足够的树木来赚取利润。我与狩猎者和公司经理一起制定了一套程序（例如带着全家人一起去绘制地图，因为巴亚卡的男人和女人受益于不同的资源），以确定不同的巴亚卡 部落允许伐木工进入他们的森林的条件。2006年CIB成为刚果盆地第一家获得FSC认证的大型伐木公司， 这一个大区的其他公司后来也以此模式为基础，努力保护俾格米人的权利，以获得FSC认证。

伐木工偷猎者环保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这些努力付诸东流。工作过度劳累的公司职员开始了一种缓慢而无情的侵蚀过程——绕过繁重的任务（例如在绘制地图的旅途中只带一名巴亚卡人）或忽略设备的技术问题。不过，俾格米人标记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保护。然而，如果狩猎者或我，作为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中间人，预见到伐木带来的重要附带影响，他们可能会持保留意见。

在从前如果任何人想进入森林，他们必须有一个俾格米人做向导，并且如果狩猎者不同意，就不会带他们进去。但是伐木的道路网络为商业偷猎者提供了进入没有被俾格米人控制的原始地区的机会。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国内和国际市场而捕猎。他们利用新建的密集的道路搜寻猎物，为城市消费者提供肉类。野生肉贸易利润丰厚，催生了组织严密的偷猎网络，通常由军方或警方官员等精英赞助者推动。此外，随着伐木营地在森林深处不断涌现，他们吸引了周围的班图居民，他们来给工人们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由此产生的棚户区，每个都容纳了数百名定居者。其中许多人也开始猎取野味。

来自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其他组织的环保主义者对此感到沮丧，他们雇佣了一队生态卫士来监管野生动物犯罪，无意中创造了他们无法控制的民兵组织。许多收尾开始从森林里搜罗财富，有时还会与盗猎网络合作，如果发现俾格米人身上有野生动物的肉，就会殴打和折磨他们。即使这些肉是合法的。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人权组织公开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后，环保组织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生态保护者并入各自的林业部门，正式与生态卫士划清了界限。他们继续在财政和后勤上支持这些部队，但不再直接约束或解雇他们，规避了风险。

2010年左右，保护机构开始与伐木公司合作，以监督在保护区内的偷猎行为。伐木工通过审计生态卫士以查获逮捕和没收的违禁品（如野味）的数量。由于无法对强大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实施者采取行动，生态保护组织开始攻击较为薄弱的目标：采猎者和村民。尽管当地人以传统方法捕猎一些物种维持生计是合法的，但实际上，环保卫士会将所有的动物肉作为偷猎的证据，为恐吓、酷刑和殴打做掩护。

更糟糕的是，从2007年开始，中国一直在刚果修建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而不是行使采矿和其他权限。数百名中国工人前来修路。与此同时，偷猎大象的行为也大幅增加。伐木工修建的道路与中国承包商修建的国道相连，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象牙和野生动物运输网络。

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维多利亚·陶利·科尔普斯（Victoria Tauli Corpuz）等人表示，野生动物保护者通过加大要塞保护力度来应对偷猎的加速。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其他机构扩大了现有的国家公园，将它们连成跨境保护景观。比如75万公顷的僧伽河公园和诺娃贝尔多基国家公园。发展机构和能源保护组织经常在未经当地人许可的情况下与采掘业合作设想在刚果盆地建立新的保护区。今年3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人员报

告说，刚果西北部的巴卡俾格米人遭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监督下的生态卫士的肆意暴力、羞辱和恐吓，这些卫士把他们赶出了拟议中的梅索克杰国家公园。结果，巴卡人的传统狩猎活动被定为犯罪行为。”研究人员控诉到。

恐惧、饥饿和酒精

由于几乎所有的森林都被划分为保护公园和伐木特许区，俾格米人在那里因打猎和采集而受到迫害，巴亚卡人再也不能繁衍生息，也无法繁荣或维持他们以森林为基础的身份。“哦，太棒了，太棒了!每个人都有蜂蜜!野生山药……超过你能带走的数量!”埃梅卡残疾的哥哥蒙巴在2013年说。“现在全完了，全完了！现在只有悲伤！我们是如此的饥饿，如此的恐惧！孩子们害怕到森林里去。”45岁的老奶奶美因迪亚解释说：如果我们在森林里散步，我们会被生态保护人员抓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进入森林里。现在我们只是待在村庄里，而不是森林营地。所以祖先的智慧就消失了。

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许多巴亚卡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在森林里扎营，他们在伐木营地或农村附近徘徊，想找些农活做帮手、打零工或做家务。大多数男人害怕得再也不敢去打猎了。因为有史以来男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一直取决于他们带肉回家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们已经不能做到这一点了，所以他们的自尊心崩溃了。许多人转而从事边缘劳工的工作，而且常常只能获得非法蒸馏酒的报酬，因此他们成了酗酒者，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心理、社会和经济问题。许多巴亚卡妇女遭受家庭虐待，那些住在伐木营地周围的妇女经常受到外来者的性剥削。

在俾格米人的看来，他们的森林已经变成了花卉和动物资产的集合，被外人以神秘的方式攫取。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是通过将森林开放给采掘业来满足全球对资源的需求，同时用军事化的保护区来抵消破坏，而这些工业却完全没有受到这种逻辑的影响。伐木者将他们的持续砍伐辩解为一种发展形式，然而森林居民却很少从中受益。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指出，伐木、道路和市场压力对濒危物种造成了伤害，从而证明了对采猎者施加的严厉狩猎限制和生态保护人员的虐待是合理的。但在俾格米人的经验中，大象、豹子、大猩猩和黑猩猩在他们的森林中很常见，它们现在的稀缺直接源于外来者的存在。

他们说的有道理。苏格兰斯特林大学的菲奥娜·梅瑟斯和她的同事在2013年估计，刚果盆地的大象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世纪之交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报告说，每年大约有500万吨野生动物被从这些森林中掠走，导致当地的物种灭绝。另外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到2010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相邻)的许多国家公园里，80%的大型哺乳动物已经消失。

采猎集者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最终源于他们相冲突的哲学。对巴亚卡人来说，富足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它通过在所有在场的人之间公平地分享而得到保证。森林是一种有感情的生物，人们通过禁忌、仪式、歌舞等方式与森林维系着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直到最近，该地区遇到的大量动物证明了这种森林管理方法的长期成功。相比之下，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和发展专家代表着一种全球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物化自然，鼓励自然转化为商品，并允许精英们主导资源分配的决策，从而导致物种变得稀少。

一个新的范例

然而，在世界各地，一种新的保护模式正在生根发芽。研究人员、活动家和其他来自主流社会的人正在认识到，当地社区是自然的主要保护者，并正在寻求帮助他们。尽管埃梅卡和其他人帮助我设计的地图概念最终救不了俾格米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在制度和技术上不那么困难的地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例如，那些腐败较少、更民主、治理更强的地方，或者那些拥有更好的移动电话网络的地方。我在刚果盆地的经历最终促成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极端公众科学研究小组。后来我们开发了Sapelli，这是一款可修改的智能手机应用，用于收集重要资源、偷猎者活动和其他可变信息；Geokey，数据存储系统；社区地图，用于在适当的背景下查看数据；以及和当地居民和其他社区共同设计项目的方法，该方法基于他们指出的关注点和需求。这些工具通过收集数据、监测变化和挑战、决定如何应对它们以及与外界合作来帮助当地居民管理资源。

利用这些设备，纳米比亚的桑人正在记录他们的非桑人邻居非法驱赶牛群到保护区内的水坑，这些水坑是被他们捕猎的野生动物使用的，同时也在记录它们的数量。在肯尼亚，马赛马拉的马赛人担心他们使用的野生药用植物越来越稀缺。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在破坏它们，他们记录了123种药用植物，其中52%是健康的，没有受到伤害。事实证明，不断增长的旅游营地是造成其余部分破坏的主要原因。马赛人现在正在将该项目扩展到茂森林综合体。最重要的是，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小组与柬埔寨的普雷郎社群合作，阻止非法伐木。志愿者们通过手机联系，追踪非法伐木工，成群结队地扑向他们，用Sapelli拍下他们的活动，并把他们的链锯没收。在本地管理员的支持下，他们能够停止所有未经授权的采伐。

这些努力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上，即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因为这些社区已经在这些地方生活了数百年或数千年，而不管它们。当地人民也是环境最热心的捍卫者，因为一旦环境遭到破坏，他们将失去最多的东西。

我上次访问刚果是在2019年12月，埃梅卡告诉我要向《科学美国人》的读者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森林的守护者。我们一直在这里，照顾森林。自从人类开始捕杀动物，它们就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杀死动物来喂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耕种!我们不钓鱼!但现在，环保卫士阻止了我们;他们禁止我们进入森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营地附近找吃的，就像以前，我们接管森林时那样。但是我们的世界已经被破坏了。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想过好的生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朋友们，这样我们就能再度寻回快乐了!

参考文献

Managing Abundance, Not Chasing Scarcity: The Real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Jerome Lewis in Radical Anthropology, Vol. 6, No. 2, pages 11–19; 2008.
The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Beyon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Edited by Marc Brightman and Jerome Lewis. Palgrave, 2017.

Flourishing Diversity: Learning from Indigenous Wisdom Traditions.

Jerome Lewis. Flourishing Diversity Series, 2019. www.flourishingdiversity.com/report Cornered by PAs: Adopting Rights-Based Approaches to Enable Cost-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Climate Action. Vicky Tauli-Corpuz et al. in World Development, Vol. 130, Article No. 104923; June 2020.

Sacred Groves.Madhav Gadgil; Decembe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