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Shaw (translated by Shaw)
领导者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的敌人是恐怖主义、病毒和失业问题。当今，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争无疑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它不再针对国家或瘟疫，而是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贸易以及科学技术对自然和捍卫自然的人开战。许多国家元首（如特朗普或博尔索纳罗）都已对此做了公开宣告。自然破坏的规模之大，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事件”和一场“危机”本身，它的影响将持续一个时代，甚至一个纪元。
贸易战
传统的战争对人类、物资和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战败方将承受巨大的灾难（囚禁、强奸、抢劫、驱逐流放、劫掠、欺辱等等）。所谓战争兵法，仍然是军校里教授的课程，它倾向于训练作战高手，例如“侧面袭击”，“两面夹击”或“迂回包抄战术”。而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常规战争已经是过去时，几乎成为了历史遗迹。
如今，强国不再以武力交火，发生内战、游击战、和“常规”冲突的往往是力量薄弱的小团体。对于大国来说，物质意义上的对抗已经成为不必要的奢侈品。战争不仅使人源物资损失惨重，更尤其损伤大国形象。他们必须一边维持士兵、军营和武库的开支，一边还要动员年轻力量参军。然而即使战胜，国家还有大量事宜待处理，例如监管领土，镇压叛乱，把手边境，建立并不牢固的联盟合作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帝国战争的历史。
而最终，武力战争的利益从何而来？国家无休止地扩张领土，征收赋税，招募新士兵，还是靠武力强制当地人学习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实际上，同样和平且有利可图的手段就能达到一样的目的。与跨国公司一样，当今的商业帝国的利益依靠的不是征服土地而是占领市场，从而确保其权力和产业的蓬勃发展。无需士兵和火药，国家 “软实力” 通过餐馆、电影院、“业务经理”、媒体舆论领袖、饮食、服装、时尚潮流和“剧集”来影响大众，它意在吸引而非恐吓。这是美国在一战争结束后对西方世界施加的社会制度，而倾向于投资坦克和秘密警察的苏联却最终宣告垮台。我们稍加耐心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对羞辱战败方或者吞并地域，而是建立一种经济和文化的秩序。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出台后，战败国和因战争破产的国家得以救济，但交换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从美国购买商品。从那时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启序幕。它发射的不再是炮弹而是品牌效应，并在尽可能培养出一种影响深远的习惯、意识形态、社会体系、技术和新的秩序。商业帝国的朝阳已经升起，而却无落幕之时。这场战争正如孙子在公元前六世纪所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征服者在敌人的欢呼声中轻松的获得胜利。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正在竭尽全力的去取得胜利。相比之下，欧洲在这场战争中已无处立足。人们自发地走向胜利者拿起征服者的叉子：他们自动地冲向快餐店或迪斯尼乐园，享受慢跑，读新闻报或电子书。赢家和输家团结一致，同一片幸福的狂热中追求消费自由，迫不及待的渴望科技的进步。因为科技承诺给人们一个“更好的世界” ，简而言之，一个“现代”的世界。这种现象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当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布列塔尼人开始接受穿宽外袍，去剧院，仰卧就餐或使用拉丁语时，Tacite说道：“他们把奴役的标志称作文明”。
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商业（包括娱乐形式）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如今，“guerrier”已经用于形容公司策略，例如制定“战略”；夸耀“侵略”；处理“后勤”；谈论“目标”与“影响”等，这些意义都不是隐喻。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和平贸易“中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而只有让·雅克·卢梭在商品交换中揭露了战争的逻辑，他表示了空想而是清醒的态度。
自然破坏
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原材料大战开幕：为了获取石油、肉类、热带木材、大豆、棕榈油、棉花和矿物质等原材料，人们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开凿山区、运河，开垦农田、毒害土地、迫害土著人民和野生动物。标志景观就是毫无人烟的露天煤矿，那里没有花草、没有和生命，更没有未来。开发后的土地就像一个被标志、驯化的躯壳。汉堡、玉米田、米奇大兄弟或可口可乐占据着人们的生活，语言和行为的美国化无疑宣誓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廉价服饰和电子垃圾被中东王国大量倾销，中国街的各个角落充斥着讨价还价的叫卖声。在印度支那和西非市政厅前不再有三色旗，凯旋门上反纳粹的反卐字旗也不见踪影。然而麦当劳硕大的黄色M标志、摇晃手臂的招财猫却随处可见。这些就像当年的罗马鹰一样。胜利的梅迪斯（Medes）以给土地消毒的名义砍掉了希腊的橄榄树，然后在土地上撒满了盐。而今天，征服者想要在他驯服的土地上持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决心毁掉一切，不仅要毁掉城市的历史，还要毁掉大自然。
只要大自然还在，自由就得以重生，反抗的力量就会不断壮大。真正的力量根植于被毁的土地中。即使高速公路，机场，矿山，采石场或购物中心的建设并不在自然中心，但是同样会对森林，河流和风景造成实际上的破坏。所谓的“文明”为谋求利益掠取了大自然所失去的一切。
无需凝固汽油就可以将热带森林化为乌有：木材贸易蓬勃发展，未来更是一切光明。而贩卖木材的收益确实凝固汽油的成本。正是这种“全球化”的贸易将入侵物种，诸如牛蛙、黄杨蛾、亚洲大黄蜂或凤眼兰带到了当地；正是这些贸易供应犀牛角、虎皮还有象牙市场，助长偷猎者和淘金者猖獗的行径；正是他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海洋、河流、树木和动物。他们用人造的“环境”代替了商业无法控制的一切。
在天然的草地上，一切都只依靠简单的自然规律：春去秋来，昼夜交替，天时而晴时而雨。狐狸觅食，鹿吃草，一切生机盎然。而它一旦被用作停车场，就只能容下受法律保护的车辆。一切都只遵守停车场主的规则：车位数量、停车价格、地面标牌和停车要求，毫无其他可能性。在征服西部荒野的时期，这一原则就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他们尽数焚烧草原，消灭野牛，驱赶当地印第安人。除了建造公园来吸引游客之外，他们还把自然改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大坝的作用不再仅为控制水流量，而是通过水源管制而控制人口。
得益于此，人们不仅掠夺资源还进一步扩大政治势力。人类不断发展壮大，像是遵循命令一般，从机械化到技术化再到如今数字化发展。因此（再次重申）今天的文明和所谓的“现代”，用官方的概念来诠释就是技术。
技术独裁
在机械文明胜利之前，大众对创新是有所怀疑的，并且有时基于道德或社会原因而拒绝技术（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织布机，维斯帕斯时期的液压机， 枪械这种热兵器引入日本，车辆进入印加……）。 今天，得益于工业的发展，科技几乎无所不能，它对人类的影响强烈、坚不可摧，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假如未来世界上所有人都对电路过敏，受磁场影响无法入睡（随着接下来6G、7G、8G的发展），即使如此，移动电话也不会因此受限使用， 农药或核能也是一样。
1789年，相关陈情书中就已对“人工牧场”，“为了纺织而发明的新机器”（Frenelle la Grande，Mirecourt和Rouen等地的陈情书）表示后悔。三十年后，技术应用卷土重来。首先在英国开始采用纺织技术，然后我们轻而易举的除去了反对技术的人, 此后技术的应用范围扩展至全世界。技术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技术的“创新”是必须屈服于自然或人类利益的，包括可能导致地球毁灭的核裂变技术。直至1850年，劳动阶级仍继续反对机械力量。我们可以断定的是，机器会一直存在，并且终将超过人类或动物的力量。对于那些习惯集体生活或者必须与人社交的人来说，告别汽车、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现代”一词对于正统思想的人来说是如此宝贵，然而他的延伸义却是日益剧增的科技压力。这些技术需要不断“创新”进步，一旦停下就会被淘汰。他就像一个不停追着公交车跑的人，担心错过下一辆车。“现代”技术，即数字技术，又称 “信息和通信”（ICT）技术。数字技术追求发展“去实体化”商品，摆脱距离和运输的局限，例如 “移动”电话、电脑、卫星导航、“虚拟”商品和服务等。他提倡使用电子屏幕实现无纸化办公来“保护”树木。然而这些电子产品不是凭空而来，他们对自然环境是极大的隐患。例如，山林中开采钴矿会极大影响大猩猩的生活；深埋在海洋底部的光纤会导致鲸类动物失去方向，最终在海岸搁浅。另外，电子产品危害公共健康，使人类患癌症、患哮喘或铅中毒的几率大发增加。同时，人类对屏幕和虚拟世界的依赖也会影响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想象力。
每年，每位互联网用户会消耗200千克温室气体和3000升水，而他们所带来的却是灾难。
科技爱好者用简单的选择题反对顽固者：是选择核能还是蜡烛、鱼钩还是机械钓鱼、转基因技术还是面临饥荒、科技还是死亡。似乎只有那些对怀念旧政权的反动派和老顽固才会反对人类进步的凯歌。由此可见，以“现代”的名义返回到万物目的论，即 “所有一切”的起源都是好的，真实存在的事物必然比不存在的事物要好。这种目的论逻辑上离“智能设计论”并不远。只需要恰如其分的使用“现代”仪器就足够了，例如“拯救地球”。
但是技术不是中立的，就像是简单的工具，好坏取决于使用者。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如同背着壳的蜗牛一样，拥有自己意识形态。Marcuse在1968年左右写道：“机器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哈贝马斯（Habermas）在同一时期指出，大多数技术的发现都与“行为控制和个性改变”有关。实际上，大多数新的“技术进步”都改善了控制和监视的手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面部识别技术、大范围监控、“社会要点”、转基因生物和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可疑行为进行监测。
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说道：“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延长期限”； “战争的目的不是制造或避免征服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由于纷争持续不断，战争已不复存在了”。他还预见到 “电视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他本想就信息技术方面说些什么！）就如同“压迫的手段可能不仅是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还有对同一话题的统一认识”。实际上，技术不仅赋予了经济和政治力量，还有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天资聪颖的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中一直禁止对“现代”的质疑批判，因为这一切都注定发生。多亏了“现代”世界，一些科技甚至可以使我们永生！上帝和“现代”想将热带森林变为棕榈油、饲养老虎的电围场、绿藻、面部识别技术、基因重组，冰川融化和所有那些那使我们不知所措的“现代”灾难。他们坚信怀疑“科学”就是亵渎“科学”。
各个国家如此轻视偷猎、非法砍伐、污染或过度捕捞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自由没有受到威胁，而却受到直接打击。每射杀一只猎豹，一棵树在雨林中倒下，一只珊瑚被漂白，石油漂流到在沙滩上，海豚在网中溺死…在比利牛斯山上，每“保护” 70万只中的一只法国绵羊，每40只熊中就有1只被毒死。他不仅受到无形跨国公司的影响，也受到个人破坏者或组织的直接破坏。在奥威尔的悖论格言中（“自由是奴隶制”，“战争是和平”），我们必须加上“破坏就是保护”：拖网渔船的老板掏空了大海时重新推动了“困港活动”；以射杀野生动物为乐的猎人则是“第一批环保主义者”； “牧羊人”杀死狼群是为了防止夏季牧场“关闭”；农民拔掉篱笆是为了“保护自然”，他们拒绝对“农耕”的任何批评！。此后，所有破坏者必须被认作“自然保护者”、“美景的园丁”、“生物多样性的热情捍卫者”和“环保主义者”。然而“生态学家”却被称为“伊斯兰主教”、“绿色的高棉人”、 愚昧主义者或反动派，如果他们坚持维护自己的观念就会被认作是“暴徒” 。这些破坏者的哲学理念很简单：“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人类”，“我在我家，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不做就留给了其他人“等等。幸运的是，这也是法律的宗旨，也是法院所施加的权利。
“阿塔德说，因为生产需要，”
我们必须通过一切手段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替代自然。
我们必须创建新的活动区域。
那里是所有虚假合成产品的统治地，
那里美丽的大自然都是人为的。
当今，原本洁净的一切都变得污秽不堪（如空气）；原本无需支付的一切都需要付费（如水资源）；一切自然存在的东西都被重新制造（如雪）, 人类将最终自食其果。在“现代”的世界里树木、鱼群、冰川、动物、淡水、星星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扶梯、电梯、屏幕、人造公路、公园和转盘道。 如今战火正酣之时，我们无处可逃。此战必败，我们必将为之奋斗。
Armand Farr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