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a Minski 译/Mengya Zhu

“有一些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被揭示,否则同样的意识形态陷阱会再次出现,并导向同样的盲目与政治僵局。”(Saïd Bouamama)

意识形态的变化难以从与其互为因果的社会环境中剥离,科学则无法逃脱意识形态变化的约束。人类学和史前学也不例外。在整个18和19世纪,自然主义者和人类学者将土著居民工具化,让他们轮番扮演缺失的一环、不知羞耻的野人、或高贵的野人(因为“少于人类”)的角色。

1758年,林奈,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创始人,建立了“大陆人种分类”。人类第一次被与灵长类动物归于一类,而“白人”则占据了人类金字塔尖。乔治·居维叶的影响力与权威,还有他的同僚及他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继任者们,巩固了这一将“波希曼人”和“霍屯督人”放在人类分层最底端,与动物类衔接的等级制度。

1864年,在多尔多涅的劳杰里-巴斯,发现了因大小夸张的性器官而被称为不知羞耻的维纳斯【维纳斯·英普迪克】。从这以后,众多女性小雕像陆续被发现。从大西洋到西伯利亚,最出名的还属莱斯普格和维伦多夫发现的那些,旧石器时代妇女雕像的原型。而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女性塑像并不展现过肥臀部的形象,这些雕像参照萨拉·巴特曼的“霍屯督的维纳斯”从1864年起也被冠以维纳斯的名称。这些小雕塑立即被赋予了神秘和原始的价值,体现了当时主导的线性进化观念,也因此爱德华·皮耶特1894年提出了区分两个不同的种族:肥臀族,及更加文明的非肥臀族。



萨拉·巴特曼是在1810年从南非被带到伦敦,并在全英格兰被展览,后又于1814年在巴黎展出。一个动物驯兽师以三法郎的票价让她全裸出展,然后在国王花园(现植物园)在一帮自然主义者(G. Cuvier, E. G. Saint-Hilaire, H. de Blainville)面前展览。萨拉死于1815年,年仅25岁。她的遗体被居维尓在皇家医学院解剖。如果对于这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萨拉·巴特曼的性征不足以使她被定义成一个不同类别的话,她至少代表了另一种人类,包括所有“拥有沮丧的,被压缩的头骨的人种”。至于Geoffroy Saint-Hilaire,则毫不犹豫地通过明确的描述,将萨拉扔到动物类别里。1889年,人类学事务所所长,Letourneau教授宣称“解剖人类学告诉我们,黑人人种归于下等,而白人人种归于顶端”。
萨拉·巴特曼的生殖器官和大脑被提取,而皮肤据说被卖了,她身体的石膏模型和骨骼一直被展览到1976年。她遗体的其他部分于2002年在南非被修复。

种族不平等观念的构建是利用图片、文字和情绪来完成的。这种优越感的构建方法之一是将野人推到台前。就是这样在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埃菲尔铁塔脚下复原了一个非洲村庄,其中村民半裸,以此构建文明的白人与有色人种野人的区别。在法国,从1877年到1893年,来自非洲、西伯利亚、安迪斯的人种展览一直在巴黎游乐园举办,超过3000万法国人与家人一同去动物园观察人类。
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西方人通过笼子或藩篱,与土著人有了第一次接触。这样展出的人被与动物归于同一水平。


如果说人种等级是在19世纪被理论化,白种男人的优越感则早已存在于众多西方人的思想里。不同人种的描述主要针对女性身体并不是一个巧合。没有人不知道女性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与男人不同的物种,当然是低等物种,更接近动物和自然内在。就这样,野人、女人、动物和人类的童年的形象被联系在一起。

令人吃惊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对于女性的观念也存在于女性自己心中,甚至在女权主义理论家那里。1948年,西蒙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她将在定居和农业出现之前的史前人类描述成原始的游牧民,而其中的女性, 出于实际原因,被拘役在繁殖的功能中。波伏娃承认男性有掌控大自然、并根据他们的需求和欲望来改变大自然的能力,而女性则受制于自身的生理条件“依赖于男性”。她们生育过程被视作缺陷,须要尚武好战的男性的保护,并且史前时期的女性不断地产育:“女性荒唐的生育力阻止了她积极参与资源积累的过程,同时,她还无期限地制造新的需求。虽出于种族延续的必要性,她以过盛的方式延续后代:维持生产与繁殖平衡的则是男性。”对于波伏娃而言,女性是生育唯一的负责人,她“被动地承受着自己的生物命运”。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人们渐渐知道,采猎民族中生育是被控制的,目的是维持与其领地资源相符合的小型移动群体。

受制于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视角(该视角也体现在同一时期的史前研究和种族学研究上),西蒙波伏娃将女性描述成一个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人。与其同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一样,她认为只有男性在创造,狩猎,捕鱼,采集,征服,塑造世界的面貌。女性是内在固有,而男性是超验超越:“不是通过给予生命,而是以生命冒险的方式,人超越了动物;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给予了杀害者,而非孕育者,优越的性别地位。”只有白人男性被认为能创新,参与创造历史的事件。至于土著民,则是一个孩子,需要手把手引向理性认知的光芒里。

“非洲的悲剧是非洲人没有足够多地进入人类历史。非洲农民几千年来随季节生活,其理想的生活是与自然达成和谐,他只知道时间的循环往复,而时间的节奏由无休止地重复着的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话语构成。在这样的想象中一切总是重新开始,没有位置留给人类冒险以及进步的观点。”-尼古拉萨尔科奇2007年7月26日

在人类进步的面具之后,是一种父权与好战的意识形态在主导。如社会学家Saïd Bouamama指出的,19和20世纪的殖民、工业化和如今的后殖民主义,都是前3个世纪欧洲扩张的延续。如果没有考虑到发现美洲大陆这一重大事件,我们就无法理解现状以及男性白人优越地位的构建。

美洲的征服是由几乎所有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毁灭所标记的。在1500至1650年,受害于强制劳动、屠杀、饥荒、传染病等,这个大陆的人口减少了至少75%。从1500年开始,法国与葡萄牙和英格兰一起,最早从非洲奴隶贩卖中获益。总共至少1100万人成为这场欧洲贩卖的受害者。如果说非洲原本就有奴隶制,正是欧洲制造和组织了跨大西洋的贩卖活动,并把这一野蛮行径推广到原本并不存在奴隶制的非洲地区。


奴隶制度在1685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被编入法典,1724年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又对其作出补充。黑人法典正式规定了针对白天或晚上聚众行为的鞭刑和通常印在脸上的铁烙标记。对于试图逃跑的行为,则规定割掉耳朵,若第一次再犯,割掉小腿,第二次再犯就处以死刑。

在非洲海岸被买走以后,俘虏们每两个一起,用特别锻造的镣铐锁住脖子,被运到奴隶船上。他们完全裸体,通常剃光头发,像货物一样被堆放,在空气稀少的仓库里被用铁链固定。
人们估计装载和运送期间的平均死亡率至少在10%至15%,还应考虑到在没有风,储存的水被耗干的情况下,人们会单纯地牺牲掉他们称之为的“货物”。许多非洲人更愿意死于饥饿而不是遭受虐待,但是白人发明了一种锯齿状边缘的钳状工具放入口中,撑开上下颌,用漏斗灌入粥状食物


1765年狄德罗写道“我们将他们贬低到,我不说是奴隶的生存条件,而是兽类的生存条件……“当奴隶制成为一个问题时,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已被建立:殖民。而目的总是一样:为了发达地区的利益剥削发展中地区,而为此需要没收部落的土地、将集体财产变成个人财产。

独立战争时期,人们需要重新思考这种统治,西方精英们因此推出了新殖民主义—纯粹形式上的独立,因为经济、国防和外交依然掌握在北方国家的手中。以马里为例,马里的黄金由法国国库掌握,当1990年代法国决定贬值法郎时,当地购买力被降低了50%。欧洲政府们迫使南方国家贷款,然后当债务水平高到不可偿还时,他们建议结构性调整计划:毁掉公共部门、商业自由化、对穷人进行掠夺。新殖民主义是存在的,而拒绝谈论殖民和奴隶制,就是拒绝理解富裕国家对南方国家施加的经济、政治、社会统治的起源。

在定居和农业出现以前,智人在超过20万年的时间里穿过了广阔的土地。在这2000个世纪中,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人们是否发起过战争,建立过等级制度,实行过不同性别的劳动分工、或任何一种统治。
如果法国文明推广者的角色并非只是一个用于掩盖利益和不道德行为的官方宣传理由,如果这一角色也是真诚相信进步意义的人类主义者的理想,那么是时候理解动物、女性、土著人三者之间的联结了。
对于某些考古学家来说,女性是男性驯化的第一个的动物:对生育的控制,性的控制,困于家庭空间。
精神分析之父作出的类比同样令人关注:“女人们,就是黑大陆。”

精英们仍痴迷于对身体和生育的控制,为了将世界缩减成动物园,将其中的居民们变成牲畜,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掌控与统治的需要根植于活着的人的恐惧、脆弱和生存的短暂性中,与毁灭性和掠夺性的经济制度密不可分。
“[…]我就是一个世界。只需脱掉我的衣服,你会在我身上发现一连串的神秘”。女性、动物、土著人的话语,始终沉默的他者的话语,文明人对于占有的疯狂,他手持手术刀,坚持肢解、剥开,地球上野蛮的财富。
Ana M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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