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asha Levine
翻译：恰恰
“……下层阶级必须保持贫困，否则他们将再也不会努力工作，只有傻子才不明白这个道理。” ——亚瑟·杨格（Arthur Young）（1771）
我们文化语境中的经济学说宣称：资本主义是个体自由与自由社会的同义词，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好，如果您已经意识到这个逻辑只不过是一席好听的空话，那么我非常建议你们读一读经济历史学家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撰写的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的书。他因不认同市场经济而被迫流放到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Chico State），这是一所位于加州农村地区、被人遗忘的大学。佩雷尔曼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利用这段流放的时间，为了能写出一部超越那部“肤浅的童话”——《国富论》——的资本主义创造史，他潜心探索、深入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同代人的作品与通信。他非常建议我们读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者、经济学家、哲学家、教士和政治家的原文作品，那会令人大开眼界。
历史研究清楚地表明了，亚当·斯密和那些拥护“放任自由”政策的朋友，实际上都是一些隐秘的国家主义者，他们需要严酷的国家政策来迫使英国农民成为乖顺的资本主义劳动力，自愿走进以“工资”为名的奴役之中。
亚当·斯密正是从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那里学到了自然之自由的所有妙处，哈奇森曾写道：“欧陆法系的伟大计划之一便是通过政治制裁来加强自然法……必须对民众进行教育和传授法律，以便让他们明白管理自身事务与施展机械艺术的最佳方法。”
是的，与经常听见的说法相反，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并非自然而温和地完成的。看，英国农民们并不情愿放弃他们的乡村集体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仅为一份微薄的工资，而前往一个由新兴富有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厂劳作。他们的理由也非常充分。根据亚当·斯密自己对当时苏格兰工厂薪酬的估计，一位工人需要苦干三天以上才能买得起一双商业生产的鞋子，其实，他们也可以选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用自己的皮革做一双传统的布洛克鞋，再把剩下的时间浪费在啤酒之上。多么残酷的两难境地。
为了使资本主义运转起来，资本家们必须要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国民警卫队不成！
面对不愿被奴役的农民，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以及商人们开始投票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一段时间后，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及规范措施，通过摧毁农民传统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强迫他们。
“佩雷尔曼写道，剥夺大多数人自给自足能力的残酷行为，似乎与主流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的良好声誉相去甚远。实际上，对大部分小生产者的剥削与自由放任模式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于是马克思，或者说他的翻译者们，给这种对人民的剥削取了一个名字，‘原始积累’。”
佩雷尔曼概述了许多强迫农民离开他们土地的政策，从所谓禁止农民狩猎的“狩猎法”（Game Laws），到将公地割裂成小块地来破坏农民生产力的举措。然而。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毋庸置疑是亚当·斯密之辈、原始资本主义者们的牢骚，他们抱怨农民们过于独立而无法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剥削，并且试图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迫使他们接受雇佣奴役的命运。
当时的抨击文章很好地展现了资本家们对能够自给自足的富裕农民的普遍态度：
“拥有一两只牛、一头猪和几只鹅，对农民而言自然是件高兴的事……在追赶牛畜的时候，他就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一早上、半天甚至一整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日常的劳作也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自满加剧了他对劳作的厌烦。久而久之，出售半饲养的牛或猪提供了加剧这种毫不节制的无所事事的方法。”
另一位作家写道：
“我能想到对一群人最恶毒的诅咒，就是将他们扔到这样一块土地上，在那里生计与粮食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发的，气候对服饰或遮盖物的要求非常有限。”
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这位贵格会的“慈善家”、经济学家将独立的农民视为阻碍他将穷人逼入“工厂监狱”的威胁。穷人们在这座“监狱”中生活、劳作，就能为身为所有主的贵族们带来45%的利润：
“我们的森林与大公地（促使穷人们安居在那里，几乎快成了印第安人）是工业巨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傲慢和懒惰的摇篮。”
同时身为作家和商人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re）曾说，对他而言，在苏格兰高地上，“人们的物资储备非常充足……猎物十分丰富，在任何季节里，无论老幼，只要他们发现就会用手枪对它们进行猎杀。”
在植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t）看来，这种自给自足可以说正在毁灭一个完美的农民族群：
“天真的高地人的行为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高度散漫，除非能有战争或某些娱乐的刺激。”
如果是饱食餍足、土地富饶才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训练这些懒惰者的方法也十分显而易见了，那就是把他们踢出这片土地，让他们挨饿！
亚瑟·杨，这位备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尊重的经济学家和人气作家，在1771年写道：“ 必须使下层阶级保持贫困，否则他们将再也不会努力工作。只有傻子才不明白这个道理。”政治家及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老板，威廉·邓普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认同并提议应尽可能地提高粮食税，以便能将下层阶级从一种“懒惰和放纵”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邓普同样赞同工厂雇佣四岁以上的童工，他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新的一代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份他们将长期从事的工作，使之变得愉悦而有趣。”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四岁的下限似乎依然不够。佩雷尔曼写道：“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位通常被视为捍卫自由的哲学家，支持童工从三岁起就开始工作。”童工这个主意也使笛福激动不已，他很高兴“四五岁的孩子……就能够为自己赚来面包了。”好了，有些离题了。
不仅如此，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赞扬贫穷和饥饿是下层阶级的有益经历，他甚至将法国的“贫穷”归因于过于宜人的气候与丰饶的土地：
“在物资匮乏的年份，只要情况不是过于极端，我们都会看到穷人更努力地工作，而因此也生活得更好。”
牧师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认为，限制获取食物的渠道，是可行之道：
“（直接）以法律形式强迫（劳作）……往往会收获过多的抗议、暴力和嘈杂……然而，饥饿不仅作为一座平和、安静且可持续的施压方式，同时作为劳动的最佳自然动力，能够唤起最有力的努力……饥饿会征服最叛逆的动物，给最粗暴、最顽固、最邪恶的群体带来体面、文明、归顺与屈服。”
商人帕特里克·柯洪（Patrick Colquhoun）成立了英格兰第一家私人“预防警察”，以防止码头工人盗取货物来弥补自己微薄的工资。他或许为饥饿和贫穷是如何与生产力、财富创造产生联系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解释：
“贫穷是个人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储备，或者说没有财产或维持生计的手段，而只能在生活中不同的职业里从事持续工业劳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状态和条件。因此，贫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它，国家和社会就不可能处于文明的状态。它是人类的命运，是财富的源泉，因为倘若没有贫穷，就不会有劳动力，那么富人们就会失去财富、精致、舒适和利润。”
柯洪的话非常准确，并且值得反复咀嚼。因为在当时被视为真理的事物，在今天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因此，贫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财富的源泉，因为倘若没有劳动力，那么富人们就会失去财富、精致、舒适和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