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狩猎采集者的未来：气候变化, 农业, 与文明的崩解

John Gowdy,
英译法：Mengya Zhu, 原始文章此链接地址, en français ici
原译者[英译法]注: Gowdy是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研究教授，伦斯勒理工学院是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大学，专注于科学技术领域，位于美国纽约州特洛伊。

关键点

• 全新世的气候稳定使得农业和文明成为可能，而此前更新世不稳定的气候则无法使之实现
• 农业社会充斥着过度开发和崩溃，气候变化往往加剧了它们的衰败。
• 如果“一切照旧”，预测显示至2100年，气候将会变暖3 至4 °C，其后还会升温8至10°C。
• 未来的气候变化将使地球重新回到更新世那样的不稳定气候条件中，而农业也将消失。
• 人类社会将重返狩猎采集时代。

摘要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概30万年中，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可持续且平等的数十人构成的社区里[存在争议的偏见，原译者注]。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以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物物理系统中的位置，在全新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大概12000年前开始的地质时代：史无前例的气候稳定和炎热气温组合在一起，使得在世界多个地区，更大程度地依赖野生谷物为生成为可能。

在后续几千年中，这种依赖加速了向农业的过度和广袤的国家型社会的到来。这些社会展现了共同的扩张和瓦解的发展路径。工业文明在几百年前开始被构建，伴随着矿物燃料的使用，使人类经济从地理范围层面和社会复杂程度上都得以增长。这一改变曾是众多福利的同义词—-[显然，这取决于对谁而言:对于其它生物？不。对于不同人种？众多土著社会和文化？也不是。这些社会文化以更快的速度被工业文明所消灭。对以利维坦式地被剥削和奴役的人们？同样不是。只是对于小部分人类而言]—-但它同样孕育了现如今全球气候改变带来的生存危机。一些气候模型指出到2100年地球有可能变暖3至4°C，在更长期范围内升温8°C甚至更多。这样以来地球将重新回到更新世不稳定的气候条件中，农业在那里无法开展。采取相应政策或许可以减少工业文明坍塌的破坏性并改善未来狩猎采集者的前景，特别是旨在缓和气候变化、减少污染、让地球恢复野性生态并且保护世界上最后的这些土著文化的强势政策。

1.引言

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智人，从30万年前开始居住在地球上(Stringer & Galway-Witham, 2017)。在这一时期97 %的时间里，我们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像许多其它大型掠食者那样，分成小型聚落居住在各种特定的生态系统中(Diamond, 1987 ; Gowdy, 1998 ; Ponting, 2007)。人口数量根据气候变化以及直接来自大自然的食物资源—-他们赖以生存的几百种植物和动物—-而增减。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和我们在这一生命网络中的位置，在全新世—-约12000年前开始的地质时期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史无前例的气候稳定和炎热组合在一起，使得在世界多个地区，更大程度地依赖野生谷物为生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这种依赖加速了向农业的过度和大型国家社会到来(Gowdy & Krall, 2014)。定居农业出现后在几千年里扩展到中东、南亚、中国和中美洲并成为主导。在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中，农业使全世界人口数量暴增，从4至6百万增长到2000年前公元初期的超过2亿人口(Biraben, 2003)。几千年以来农业的发展使普通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此外，大部分人从此出生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像奴隶一样活着。

对于Larsen (2006 p. 12)而言，“虽然农业提供了国家的产生和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1万年以来饮食结构和食物获取方式的改变造成了大多数人生活质量的下降。”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变得更矮小、更不强壮，而且比狩猎采集者更容易患上致衰的疾病（从麻风病到关节炎再到蛀牙）(Cohen & Crane-Kramer, 2007)。

一直到大约150年前，普通人的寿命、健康和幸福状况—[这一论断有凭空捏造之嫌，就像我们了解或我们能够了解更新世的人们是否幸福一样。原译者注]才重新达到后期更新世的水平。1900年，人类平均寿命大概是30年，而更新世后期的人类平均寿命大约是33岁[1]。基于气候变化和生物灭绝造成的灾难性经济后果，这些进步也不太可能得到延续。需要注意的是，不应把相当近期的过去实现的进步视作代表了农业革命给人类健康和幸福带来的影响。

全新世例外的温暖和稳定的气候使农业与文明成为可能。在此之前，每年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无法为人口相对多的定居聚落的农业发展提供确定性。地球的气候在1万年的期间里例外地稳定。但在提高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同时，我们加速了新的气候不稳定期的到来，据科学家们预测，这一时期的气候条件将和更新世时期相似。

在这一时期，气候变化，从温暖期到冰期的转变是由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变化引起的，该水平约在平均水平250 ppm的上下50 ppm内变化。气温在与平均水平相差4 °C的区间内变化。仅在过去70年里，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超过100ppm，使其达到400ppm以上，而地球平均气温变热了1 °C。除非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停止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气温到2100年可能会比今天上升至少3 °C，甚至上升超过8 °C(造成所谓超级温室效应)。

考虑到巨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稳定性和世界农业工业体系的脆弱性造成的全球影响，人类文明不太可能战胜未来的这一超级温室效应。文明崩解的前景从此成为科学界和大众舆论探讨的话题(BBC, 2019; Diamond, 2019; Spratt & Dunlop, 2019)。在以下讨论中，接下来的两三个世纪被用作人类造成的终极气候变化的公共参考点。这一长期视角使得“立即崩溃”理论和“高峰与衰退”类型崩溃理论(2012, Randers, 2008)的对立僵局得以避免，并在现状持续的框架内使我们更接近于气温水平和二氧化碳浓度可能达到的最终峰值。

2．气候稳定与农业的起源

有证据表明全新式独特的气候稳定使得农业成为可能，这是此前时代的气候不稳定所不能带来的(Richerson, Boyd, &Bettinger, 2001: Feynman &Ruzmaikin, 2018).

表1显示了与45000年前的更新世相比，全新式独特的气温和稳定性。竖轴显示格陵兰岛表面冰层的温度，横轴则对应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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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世时代，我们发现有几个时期地球的气候与今天一样温暖，但其持续的时间与全新世相比较短。在更新世的250万年里，气候稳定处于主导地位。全球平均气温有时会在两个世纪的较短时期内变化8°C (Bowles & Choi, 2012)。

在全新世之前，每年无法预计的气候变化使任何大规模发展农业的尝试都无法实现。以纳图夫文化为例，在全新世到来之前地球温度有所升高并逐渐稳定的时间里，曾开始转向农业生产，但最终由于约13000年前到来的新仙女木期的气温骤降而放弃(Munro, 2004)。

另一个抑制农业的因素：更新世末期的作物生产由于二氧化碳水平的降低而效率低下，二氧化碳水平从全新世初期的250ppm下降至200ppm左右。有证据显示更新世末期土地储存的有机碳总量比全新世少33%至60%(Beerling, 1999; Bettinger, Richerson & Boyd, 2009)。

农业诞生于一系列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的现象的集中，并带来了复杂和扩张性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举例全新世史无前例的气候稳定、人类社会性的演变和我们与他人的合作能力，这些现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一旦农业开始发展，由经济需求和盈余食物生产推进的不同人口的自然选择，有利于最能从规模生产经济、更大体量的聚落和复杂的劳动分工中获益的人群。人类社会转化成了一个统一的、互相依赖的、复杂的经济机器(Gowdy & Krall, 2013, 2014, 2016).。

3. 农业革命后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有关最早的农业国家社会的考古学和历史资料证实，这些社会存在着共同的快速扩张、而后崩塌，复杂程度骤降的发展模式(BBC, 2019; Diamond, 2005; Ponting, 2007; Tainter, 1988)。

举例而言，阿卡德帝国，埃及古王国时期，玛雅古典时期和印度河谷的哈拉潘人都是如此。这些文明由于多种因素而瓦解，尤其是：

• 土壤肥力下降，
• 由于依赖一年生作物而造成的土壤侵蚀，
• 土地盐碱化，
• 对水的不良管理以及缺乏抵御长期干旱的能力。

气候变化越来越被视作是过往文明坍塌的重要因素(Diamond, 2005; Weiss & Bradley, 2001)。农业国家同样也承受着建立在社会等级基础上的不平等(对经济盈余的世袭控制权)带来的不稳定后果造成的失衡，以及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Scheidel, 2017; Scott, 2017)。

在农业最初到来时，我们观察到在一段几千年的时期内，人类社会由小型定居聚落组成—-在这些无国家机构的社会里，采摘和农业并存。Scott (2017)持观点认为在近东，沿印度河岸、中国海岸和墨西哥河谷，最初的这些农业社会位于冲积平原滩涂的河岸湿地，这使得农业相对容易，并有充足的鱼类、水产植物和动物作为补充。这些湿地社会“从生态层面对于集权和来自上层的控制有抵抗力”。许多因素造成了它们的消亡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最终阶段的到来和中心化国家的诞生，尤其是谷物农业和战争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气候变化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农业、气候不稳定和文明坍塌之间的联系被有力地证明了(Weiss, 2017)。

• 阿卡德帝国的崩坍是由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严重干旱引起的(Kerr, 1998; Weiss et al., 1993)。
• 在中国，几个不同文明的瓦解都是由大约4200年前的气候变化期特大洪水造成的(Huang, Pang, Zha, Su,& Jia, 2011)。
• 玛雅文明的崩塌归因于一场严重的旱灾(Haug et al., 2001)。
• 印度河谷文明的衰落是由一场长期干旱引起的。

在中东，5500至4500年前这一段时间，干旱愈演愈烈，海平面骤然下降，幼发拉底河水流量骤减(Nissen, 1988)。周围的湿地范围缩减，人们的生存供给随之减少。土地盐碱化的加剧减少了可耕种土地的数量。农业的替代品越来越少，使得人们对谷物的依赖增加。

这一生存基础的缩减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人口和经济政治权力都更加集中。Scott (2017 p. 121)写道：“干燥的气候显示出对国家不可回避的辅助作用，在国家雏形中，它向其提供了一定的人口密集度和谷物耕种的集中度，这样的雏形在这一时期不可能由其它的方式构建。”

气候变化亦可能在尼罗河谷的国家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尼罗河的河水流量在大约5300年前骤减，导致人口集中加剧和为应对越来越少的资源管理的中心化。不断加重的干旱使人口集中在更大的聚落里，并使农业生产更加密集,以弥补湿地（越来越干旱）所提供资源的减少。随着人口集中、对谷物贮存的更大依赖以及缺乏对湿地的保护，城市成为掠夺的目标：在全球，掠夺和战争变成了另一种生存模式(Turchin, Currie, Turner, & Gavrilet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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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之后，第二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根本改变发生了，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激发了工业革命。

经济生活从基本的农业生活过度到由生产、贸易和金融主导的生活(Hall & Klitgaard, 2011)。化石燃料提供的能源是灵活、可储存和可运输的，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个人的劳动能力，到世界人口的数量。化石燃料同样改变了气候并使我们被愈来愈复杂和脆弱的农业、工业、金融体系所奴役。

现代工业农业的发展取决于从能效层面上看越来越贵的化石燃料(Hall & Klitgaard, 2011)，也取决于全球市场和经济机构的稳定性和快速应对多种气候和生物威胁的复杂技术能力。

我们的工业农业体系离不开全新世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和易获取的充足的化石燃料，这些化石燃料则是破坏气候稳定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

4. 超级温室效应

大部分有关气候变化的言论都引用这一类型的语句“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温度上升了1 °C。”这是正确的，只是工业活动对地球大气层的改变是比我们所认为的更近和更快发生的现象：前工业时代以来这1 °C的地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大部分发生在1980年以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多(从约310 ppm 至410 ppm)则基本发生在1950年以后。化石燃料燃烧和人为原因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的75 %发生在1970年以后。

我们越是准确地模型化—-比如量化随着地球变暖，云对阳光反射效果的变化，或是借助能更准确量化二氧化碳、气温、海平面水平和追溯效力之间相互影响的气候变暖的过往数据来修改建模[2]—-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越是令人警惕。Brown et Caldeira (2017)指出有93 %的可能性气温到本世纪末会上升超过4°C。

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2012 p. xiii)警告我们：

“若没有新的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和举措，地球面临比前工业时期气候变暖3°C的风险。即使当前的减缓承诺得以完全实施，到2100年超过4°C的可能性大概是20 %。如果这些承诺没有被遵守，到2060年全球气候可能会变热4 °C。除了到2100年的气候变暖，加上海平面上升0.5至1米甚至更多，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气候会变热超过6 °C，海平面上升数米。”

依靠非激进政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2014)的中位预测是2100年气温升高4 °C(RCP8.5)。面对愈发令人警惕的危险，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政策的缺席意味着最悲观的预测将提供最准确的气候变化场景(Gabbatiss, 2017)。

GIEC提出的乐观前景则以尚不可行的地质工程模式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前提。自20年前《京都议定书》以来，年排放量显著增加。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业国家能够履行（非常温和的）巴黎协定（Wallace-Wells，2017年）的承诺。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将气候变暖控制在可控水平所须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实施。

气候变化超长期的影响还很少被研究(Bala, Caldeira, Mirin, Wickett, &Delire, 2005; Gowdy & Juliá, 2010; Kasting, 1998)。大部分气候变暖的预测关注2100年，或者二氧化碳的加倍效应(相较于前工业时代的水平275 ppm而言, 即550 ppm)。缺乏对超长期的关注是一个严重的漏洞，因为气候-碳综合模型预测如果现存化石燃料资源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继续就地被排放到大气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最大浓度到2300年可能会超过1400 ppm，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升高8 °C或更多(Bala et al., 2005; Kasting, 1998)。

1400 ppm水平的二氧化碳将会使气温上升20 °C的可能性提高，而这将一定会给全球生命带来灾难性后果。现今的二氧化碳水平超过过去1500万年的任何时候(Banque mondiale, 2012 p. xiv)，这一观察结论令人担忧。

关于应采取的气候政策最恰当的变量，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人类活动引起的二氧化碳增加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除非配合相关政策使化石燃料留在地下，否则其它能源只会是化石燃料的附加，而不是取代它们。

未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总体数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总量。可获取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主要是煤炭）如此之大，如果继续燃烧，居前的缓解办法—-如适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率，封存（有限）和重新造林—-对于最终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将微乎其微（Caldeira-Kasting，1993;Matthews & Caldeira, 2008）。即使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降低了CO2排放水平，大气中的CO2浓度还是将继续增加，直到排放减少至自然吸收率。

大部分被排放后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里存留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Archer (2005)指出二氧化碳的平均寿命是300年，而17%至33%被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存留于大气中1000年。Montenegro, Brovkin, Eby, Archer 和Weaver (2007)指出被排放的碳在大气中存留的平均时间是1800年或更久。如Archer & Brovkin (2008 p. 283)所述，“完全的封存将需要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相对于人类寿命时间，或者几代人的寿命时间，化石燃料燃烧的后果是不可逆的。

5.后全新世气候中农业将不复存在

近期的人类活动使一定程度的气候不稳定成为现实。我们很有可能会回到更新世的气候波动中。

气候变化将对农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平均气温上升、极端高温、降水模式变化和授粉者减少。

其他预估不足的变化包括对农业害虫、土壤成分的影响和作物对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反应。图2显示了如果地球重新回到更新世过去几千年的气候系统可能会产生的气候波动。当然，未来的波动不会遵循完全相同的模式，但这个数字代表了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近似估计。过去，由于气候和天气不稳定，农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使地球回到类似的气候条件下，农业可能会不复存在。

根据Battisti (引用自Wallace-Wells, 2017)所述，气候可能很快变得不稳定：

到2050年，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中等高排放的情景中，我们预测中纬度地区谷物的波动性将加倍。在中国、美国、欧洲、乌克兰等地——构成世界粮仓的国家——仅由于气温升高造成的气候变化使得不稳定性逐年加剧。对作物的影响亦将增加。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取决于变化的速度和严重程度。大规模高科技密集型农业，对于几十亿人口的存活必不可少，其成本仅在所需能源层面就会高不可及。将农作物大量转移到北边以避免气候变暖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因为在类似加拿大和俄罗斯北部的地区土地质量低下。此外，临近极地气温变化将更加剧烈。

主要证据来自传闻，但已经有指数表明，气候不稳定造成的问题将大于北部地区作物生长季节变长的好处。例如，如果格陵兰的夏季变长，使生长季节增加了两周，但生长季节也变得更干燥，降水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这对作物和牲畜都会有不利影响（Kintisch，2016）。

由于耕地损失和风暴潮导致的土地盐度增加，海平面上升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压力。根据Hansen等人（2016年）：在上一个冰间期，大约14万年前，地球比今天热1°C，海平面高6至9米，并存在极端的风暴天气。他们的模型表明，2°C的变暖可能导致北大西洋洋流停止，北大西洋和南大洋的冰层融化，导致温度梯度增加，更猛烈的风暴，以及海平面在50至150年的极短的时间内上升几米。Fischer等人（2018，474页）写道：

“过去，全球平均变暖1至2摄氏度外加极地放大效应，是气候分区和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空间分布重大变化的同义词。这种规模的变暖还导致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大量减少，海平面在几千年前的时间段里上升了至少几米。”

Wallace Broecker称热碱环流为”气候系统的致命弱点”。他估计，如果没有目前的热碱环流线路，欧洲的冬季平均气温将下降20度或更多。据他的说法：

“温室气体的积累当然可能引发另一场海洋重组，加速相关的大气变化。如果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后发生，我们得努力生产足够的粮食，以养活预计120亿至180亿人口，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Smith, 2019引用）

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授粉者的减少，是农业的另一个威胁，其部分是由气候变化造成(联合国, FAO, 2019)。

气温上升对农业生产力将产生破坏性影响，部分原因是谷物对极端温度的敏感性。据估计，人类消耗的卡路里的60%只来自三种谷物：玉米、大米和小麦。Battisti-Naylor建模（2009 ，240-241页）表明，在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长季节的平均气温将超过1900 年至2006 年之间记录的最极端季节温度的概率超过90%。在2003年夏季欧洲创纪录的高温期间，法国的玉米产量下降了30%，意大利的玉米产量下降了36%。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到2030年，南部非洲的玉米产量可能损失30%。南亚玉米和水稻产物的损失也可能相当大（Lobell等人，2008年）。

气候变化将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在气候变化和社会冲突之间很难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可能具备相关性（Burke, Hsiang,Miguel，2015）。

达尔富尔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来自北非的大规模移民与干旱有关。据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说：”叙利亚起义是由另一场干旱造成的，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根据古记录，这是9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这场大干旱导致了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冲突”（Wallace-Wells, 2017引用）。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推动移徙的因素不仅是干旱，还有海平面上升和南亚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因极端温度造成的不可居住性。

Clark等人（2016，363页）写道：“鉴于冰消期的气候变暖已导致地球和生态系统发生深刻变化，与已经变暖的全新世气候条件相比（速度比冰消期间快得多）预计2.0至7.5摄氏度的变暖也将重塑世界的地理和生态。”大规模的移徙以及由此造成的水和粮食冲突很可能会破坏未来社会的稳定。

6. 我们狩猎采集者的未来

向狩猎和采集的过渡是文明灾难性的崩溃？还是半有序的收缩？我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据来支持突然的灾难性崩溃和智人大规模死亡（Ehrlich-Ehrlich，2013;Morgan, 2009;Spratt & Dunlop，2019）。英国广播公司（BBC）关于文明崩解的节目(BBC, 2019)宣称：

“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只是人和技术组成的复杂系统。“正常事故”理论表明，复杂的技术系统经常由于某种故障而崩溃。因此，崩溃对不同文明来说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无论其规模和复杂性如何。今天我们在技术上可能更先进。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相信，我们对我们祖先受到的威胁是免疫的。我们的技术能力与史无前例的新问题是相应的，如果说我们的文明的范围是全世界，那么崩溃既涉及庞大的帝国也涉及新生的王国。没有理由相信，更大规模[的社会]可以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文明的解体。相反，我们紧密交织的全球化系统更有可能传播危机。”

然而，崩溃不是人类成为狩猎采集者未来的必要先决条件。我们可以避免崩溃，经历一种半有序的人口收缩和我们对生物圈影响的收缩。不管怎样，由于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的环境压力和粮食生产不可避免的下降，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急剧下降。

随着人口减少和谷物生产变得困难，我们了解的国家社会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这对地球和个人福祉都有好处。Scott（2017）认为在过去的国家社会崩塌后，普通公民发现自己生活得更好。他认为，从国家出现到其完全霸权的时期，大约5000年以后，是”野蛮人的黄金时代”。这些野蛮人有自主权从事小规模农业、狩猎和采集。此外，他们还有机会通过突袭和掠夺来获得政府的部分赃物。根据Beckwith的说法，这些野蛮人（2009 p. 76，引用在Scott pp. 232–233）：

“通常比农业大国的居民吃得更好，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寿命更长。不断有一些人逃离中国到东方草原的王国，在那里他们毫不犹豫地宣扬游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同样，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加入了欧亚大陆内陆的匈奴人或其他民族，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和待遇。”

我们可以设想粮食生产、人口数量和经济产出相对缓慢地下降，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气候变化的加剧程度。经济盈余的减少将日益限制国家维持对暴力的垄断和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也许不太可能，但如果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那么向非农业经济转型是可以软着陆的。

我们会不会太愚蠢，以至不能再次成为狩猎采集者？

自从向农业过渡以来，人脑的大小迅速缩小（从1500cc到1350cc）。这一事实有据可查，且与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无关。例如，Henneberg(1988, p. 395)写到全新世期间欧洲和北非人类颅容量的下降：

“同样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脑容量]稳定地、显著地、反向呈指数下降。下降程度之大，男性减少157cc（最高值的9.9%），女性减少261cc（17.4%），其数量级相当于直立人和智人的平均水平之差。”

如果我们的身体以和我们的大脑相同的速度收缩，那么人类的平均身高会是1.40米，体重30公斤。根据Hawks（2011年）的研究，过去一万年人脑大小的减少量多于过去80万年近36倍。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会优化以提高效率，证实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聪明，如果不是以前更聪明的话。没有证据表明人脑会随着缩小而变得更加复杂。

更糟糕的是，较高的二氧化碳水平已被证明会降低认知能力。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二氧化碳水平达到950ppm时，认知能力会下降15%，当二氧化碳达到1400ppm时，认知能力会下降50%。环境中二氧化碳水平很可能在下个世纪达到1000ppm。

6.1.气候转型和化石燃料终结以后，农业将不可能持续

缺少了20世纪的化石燃料暴利，以及鉴于未来气候不稳定、水资源短缺和土壤退化，大规模粮食种植将在100至200年内变得不可能。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依赖的主要作物生产已经显示出压力迹象。世界人口的大约一半依赖大米作为热量的主要来源（Nguyen，2005）。稻米生产将受到海平面上升和平均气温上升的影响。较高的温度导致水稻植物的不育性增加，夜间能量净损失增加，因为植物在较高温度下更活跃。

Kucharik 和Serbin（2008年）估计，夏季气温每增加1°C，玉米和大豆产量将分别减少13%和16%。小麦也正遭受着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使用了澳大利亚数据的Asseng, Foster 和Turner（2011年）的虚拟模型显示，生长季节平均气温2 °C的变化可导致谷物产量减少50%。

假设人口急剧下降，我们的物种再次以分散的狩猎采集者群为特征，农业有一天会回归吗？可能不是。（1）对于主要谷物作物来说，气温太不稳定，（2）目前种植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品种在没有人类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生存，将消失;（3）更新世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选择”农业，未来也不太可能这样做（Gowdy-Krall，2014）。

6.2.环境将在人类对地球的统治结束以后复原

在人类由于不可预见的事件非自愿放弃大片地区之后，已经发生了几次”自然”实验。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周围的受污染土地现在拥有丰富的动植物，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去军事化无人区也是。当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结束时，生物世界显示出惊人的自我治愈能力。在22世纪及以后，大自然将剩下什么？可能足以养活人类狩猎采集者。”新”的土地上将发生快速变化。植物和动物的恢复将取决于气候变化对生物世界的影响程度，例如海平面上升后可居住土地的数量和区域气温上升的程度（在各地区达到无法适应的平均水平）。

由于大自然的韧性，当人类压力被消除，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在收缩期可能会有一些屠杀野生动物事件——无数的枪支（火器）在世界各地流通——但弹药，由于其有限性，很快就会耗尽。根据历史，大多数弹药将被用于对付其他人类。

7.我们能做些什么？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长效政策：

通常的经济视角在设计长期气候变化政策时没有任何用处。[…]此外，基于人类”偏好”研究的标准理论和政策建议几乎总是基于资本主义世界中西方人的偏好。Henrich等人（2010年）记录了偏好调查中的偏见，并得出结论认为，与大多数人类文化相比，DINGO国家（民主、工业化、富裕、被统治、西方化）居民的世界观是异常的。在确定今天人类的偏好方面已然如此糟糕，我们怎么知道那些未来数百年生活的人的喜好呢？

与科学一样，经济学不能用来回答伦理问题和做出价值判断。正如Clark 及其合作者（2016 ，第366 页）指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仅考虑到未来85 年[直到2100 年]的气候变化影响，却并没有向利益相关者、公众和负责代表所有人做决策的政治领导人提供有关将持续数千年影响的重要资讯。”

一些经过广泛辩论的倡议也许可以减少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影响，并提高我们在文明崩溃或逐渐衰落后长期生存的机会。如果我们将来要回到狩猎和采集，这些政策将有利于过渡，并改善我们后代的生存前景。

7.1 再野化

“再野化”涉及保护和恢复主要生态系统和现有荒野地区，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走廊（MacKinnon, 2013; Monbiot, 2014）。

“再野化”包括如黄石至育空地区保护倡议和沿旧铁幕边界的欧洲绿带的保护倡议，以及美国大平原的布法罗公地倡议等项目。

这些项目的美妙之处在于，除了投资建立规则和服务以及科学数据的收集和监测，大部分只需要很少的投资。一旦实施，大自然将会接手剩下的工作。

1995年黄石公园在狼灭绝70年后重新引入狼群所产生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复原力的很好的例子。许多意想不到的积极”生态级联效应”已经发生，包括海狸数量增加，为鸟类、水母和鹿创造了栖息地。狼的存在减少了土狼的数量，引起小型哺乳动物的数量增加，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猫头鹰、狐狸和小动物的数量。

每当讨论自然保护时，有些人大声疾呼：”那人呢？与关心人类相比你们更关心自然！”但是，恢复自然并不是要阻止人类融入自然，而是防止市场和工业经济瓦解它。冲突在于自然与经济开发，而不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冲突。与自然世界重新连接使我们更加人性化，而不是相反。

7.2 快速减少人口

人口数量如今在80亿左右，并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每年有将近8300万的新增人口。长期预测是高度投机性的，构想一切以及其截然相反的结果，从急剧增长到人口崩溃(到2300年下降至230万[3]。)人口变化最广泛接受的远景是“人口转型”。如果大多数国家的收入继续增长，而最富有的人的子女数量减少，那么到2100年左右，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90到110亿之间的峰值。

但是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在欧洲，过去十年左右生育率有所提高。在非洲，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几年，但并没有像人口转型所预测的那样继续下降，而是稳定在4.6附近。

当然，人口增长对自然世界的影响是复杂的，它还取决于能源的使用、材料和技术的消耗。正如Paul和Anne Ehrlich，Herman Daly以及其他人口控制支持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人口，过度消费和使用破坏性技术都是造成我们所知破坏自然世界的原因（Daly，2012；Ehrlich＆Ehrlich，1990）。减少人口应成为计划生育、妇女独立和经济平等的协调战略。但是，人口增长加剧了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

如PaulEnrlich所说，

“解决人口问题并不会解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宗教不容忍、战争和明显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人口问题，就不会解决任何这些问题。”

7.3 保护存留的传统文化

一个物种的长期生存取决于其适应环境条件变化的能力。由于进化是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发生的，适应能力则取决于人口内部是否存在足够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似乎在加强，因为我们可以在特定的地方找到越来越多的不同文化和种族。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世界各国都采纳DINGO(民主、工业化、富裕、统治、西方化)国家(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类文化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鉴于我们面临的社会和环境变化，支持和保护在世界上现存并具有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的能力的土著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仍然有人类社会与外界极少有联系。这些群体可能是仅有的具备相应技能应对气候、社会或技术末日的群体。

8. 总结与结论

气候变化曾经是人类生物进化和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我们生存的大约97 %的时间里，我们作为采集狩猎者生活在更新世，这是一个以极端的气候变化、冰期和暖期为特征的地质时代。全新世异常温暖和稳定的气候使农业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转变。

工业经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损害了这种气候稳定性。如果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几十年，我们将极大地破坏气候系统。没有气候稳定和20世纪丰富而廉价的能源，在21世纪及以后的日子里不可能实现农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文明将逐渐崩溃或消失。

未来潜在的文明崩溃可能不应使我们放弃减缓气候变化，无论是通过全球农产工业体系的根本变化、某个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或某些进步的政治议程来实现。如果我们通过制定社会和环境政策以减少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将气温上升限制在3°C，而不是6–8°C，我们的生存前景将会大大改善。

从长远来看，与许多科幻小说家和社会哲学家所设想的技术反乌托邦相比，回归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愿景算得上极为乐观。使我们成为一个物种的所有特征—-对他人的同情心，智慧，远见和好奇心—-来自更新世（Shepard，1998）。我们作为猎人和采集者而成为人类，我们可以通过回归这种生活方式来重新获得人性。

我们不重复引用可以再原版文章下查看的参考资料：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6328719303507

1. 对于晚更新世的这一估计是基于Kaplan，Lancaster和Hurtado（2000）对当代狩猎采集者的研究得出的。众所周知，由于婴儿死亡率，战争和流行病的影响以及其他当地因素的差异，对于寿命的预估值很难比较。

2.不应立即排除“值得警惕”的场景。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模型预测，在没有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的情况下，气温升高7°C的可能性为10％。这种低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在审慎的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内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https://globalchange.mit.edu/research/research-tools/risk-analysis/greenhouse-gambl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jections_of_population_growth;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