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科学批评(Sciences Critiques)

译者 / 恰恰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作为一位在“技术进步”议题上颇反传统的思想家和一位产出频繁的作者,也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生态危机的知识分子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当下,他对 “技术社会”的解读,即“神化”了过度开发人类资源及自然之技术的社会,为我们揭露了威胁着现代社会的危险。我们向帕特里克·查斯泰恩特(Patrick Chastenent,波尔多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埃吕尔简介》(Introduction à Jacques Ellul,2019年由La Découverte出版)一书作者)提出了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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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批评:雅克·埃吕尔的思想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来理解当下的危机及它的成因呢?

帕特里克·查斯泰恩特:从本质上而言,他的思想更是一种意在阐释真实的思维框架,而非某种封闭的哲学体系或者用于背诵的实用指南。埃吕尔反对提倡极端经济变量的马克思主义“圣经”,他认为现代社会无法简单地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概括,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技术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寻求效率、力量和控制却不足以有能力规避风险的社会。这不是说这场危机是处于多维度下的,更确切地讲,埃吕尔的思想更是一种以自由为基石、旨在理性分析威胁这种自由之危机的全局思想。

什么样的危险呢?首先是对技术力量的迷信,对技术的神化,和在所有领域内引发过度开发地球及人类资源的狂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年轻的埃吕尔希望经济能服务于人类,而非本末倒置。但同时他也指出,尽管世界上存在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所有政体都不约而同地在技术问题上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即寻求绝对高效和独立的手段。埃吕尔精准地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现象,用他的说法就是“技术普遍化”,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统一,并将愈发依赖技术专家。即便他未使用“全球化”这个词,但这一想法其实早在他的技术三部曲中便初见雏形,他将技术系统形容为“一个各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个体的进化会推动整体的进化,而整体的任何变动都将反射到个体之上”。

仅是中国武汉市“生病”,便有半个地球都随之进入隔离。这场疫情导致机械停转,并从而彻底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疯狂:我们消费无法自产之物,我们生产之物也不供自己消费1。我们在药品方面对亚洲的依赖已经足以令人震惊,而事实上这次疫情还显示出,我们沉迷于高速、在高度联结的网状模式下运作的技术力量实际上不过是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整个系统都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2

因此,我非常清楚这场疫情就像一个投射表面,一所真正的“西拔牙公寓”,所有前来的分析师都带着自己的机械员。此外,令人惊讶的是,这场疫情几乎为“思想市场”上的所有生产者都带来研磨的养料:无论是独立主义者还是环保主义者,当然还有自由主义者,从技术爱好者到技术恐惧者无一遗漏。埃吕尔的直觉并未强调技术进步的含糊性,而是更注重它的双重性3。它解放的事物与它剥夺的事物一样多。我们不能割裂这两面而只关注它带来的好处。埃吕尔将这种双重性总结为四大主张:一切技术进步都将必须付出代价,因为我们无法知晓它为人类带来的是否比它消灭的更为重要;技术进步引发了比它解决的更多的问题;它的负面作用无法与正面作用相分离的;它始终将带来大量无法逆转及无法预知的影响。

雅克·埃吕尔认为,技术使得我们的未来变得难以想象,不可预测未来似乎就是它带来给我们的惩罚。当前的危机是否就是对此很好的一个例子?这是否意味着宣告了人类在预测未来危机上的绝对无能?

埃吕尔起初通过了罗马法的教职考试,他曾引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e)的一句话:“人性的弱点决定了补救措施总是比罪恶来得晚。”确实,技术科学4和它的飞速发展已使得我们陷于雷区的中央,而我们手上的地图却已不翼而飞。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和不同领域内,技术发展的程度有所差异,但现代技术仍在以超乎人类控制的不可预知的方式继续发展着,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以自身的速度前进着,驾驶员早已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它不仅在道德领域内获得了自主权,甚至仍在自我增长,在这一意义上,它俨然成为了所有人的参照点,即便自身并无意愿的人们也在为它的发展做出贡献。早在哈特穆特·罗莎(Hartmut Rosa,德国哲学家)之前,埃吕尔就在《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1977年由Calmann-Lévy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结语中贡献了整整一章讨论加速问题的内容。

埃吕尔总是说,在核能出现之后,我们应该反转流行的那句俗语,要时常想着最坏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除却核能,在这个由技术要求、效能狂热和利润至上所统治的社会里,我们应该自问是否正是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唯一可预见的。当然,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灾难与危机,可能会比此前的更加严重,但是我们无法得知它们会何时何地出现。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样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带着马匹和枪支回到乡野。纵使埃吕尔是一位新教徒,但他完全不是预示末日、呼唤悔改的厄运先知。他在年轻时便投身于个人主义运动,也是法国率先发起生态斗争的人之一。

雅克·埃吕尔以他的技术批评著名,那么他是如何分析科学及技术科学的呢?

实际上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细分了研究方向。比起他的好友伯纳德·查邦诺(Bernard Charbonneau,法国作家)更注重科学,他则更强调技术。但正如查邦诺在《系统》(Le Système)和《混乱》(Le Chaos)中谈论技术一样,埃吕尔也在他的诸多著作中论及科学。他对科学的批评同样接近于对技术的批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就解释过,科学和技术已然紧密相连。实质上,埃吕尔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撰写的任何与技术有关的批评同样可以运用在科学上。为什么这么说?尽管“驴桥定理”常将技术视为科学的简单运用,而实际上也很容易就可以证明,技术是先于科学的。无论是东方还是古希腊的史前人类,已然为我们证明了。在蒸汽机的物理发明史中也是一样,实验发现要比科学解释更早出现。

然而,愈接近现代,全然密封的边界也在减少。要知道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对科学进步提出的要求,而非倒过来。显然,令埃吕尔感到遗憾的是,如今科学家们的审慎因为国家、企业和公众的要求而必须让位。他十分支持雅克·泰斯塔(Jacques Testart,法国生物学家)5的基因工程方法,并于1986年解释道,我们有时也需要走向非研究的伦理。无论是在如太空这样无限大的领域内,还是在如NBIC(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这样无限小的领域内,科学都落后于技术。此外,科学与技术的交汇在主要政治计划中也备受瞩目,正如那位瑞典女孩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借科学权威为基础的发言,使得生态主义者的主张得以去政治化。

我说得过于简化了,但埃吕尔告诉我们,上帝的死与伟大意识形态叙述的终结,这些著名的世俗宗教已将席位让给了被神化的技术科学,因为它承载了我们所有的希望,填充了所有简单凡人的失落。我们的文明已将技术科学奉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救赎论”。而超人类主义“宗教”尚未证明它的正确性。

对话由主编安东尼·洛朗(Anthony Laurent)收集 / 科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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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aurent Aillet : « Reconnaître la vérité, c’est s’obliger à changer », 4, mai 2020. 

2. La tribune libre de Philippe Godard, Méga corona machino virus, 26 mars 2020.

3. Lire la tribune libre d’Alain Gras, Qu’est-ce que le progrès technique ?, 26 août 2015.

4. Lire la tribune libre de Joël Decarsin, Impasse de la technoscience, 29 septembre 2015.

5. Lire notre « Trois questions à… » Jacques Testart : « La gestion de l’urgence s’accorde mal avec la science », 29 avril 2020, et sa tribune libre, Pourquoi et comment être « critique de science » ?, 16 février 2015.

6. Voir notre Dossier : Le transhumanisme à l’épreuve du réel, 18 juille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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