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aury-Anne Cholez & Hervé Kempf

译者:Yuru ZHENG

https://reporterre.net/Andreas-Malm-Pour-mettre-fin-a-la-catastrophe-il-faut-s-en-prendre-aux-classes-dominantes

怎样才可以有效地保护气候和我们的生存?在本次访谈中,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强调了气候灾难中资本家的中心角色。他为不限于非暴力的破环运动辩护。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是瑞典人文地理学大会的导师,他同样也是气候运动的倡导者。他著有作品《和历史背道而驰的人类中心论》(2017)、《如何破坏一条输油管》(2020)以及生产出版社(La Fabrique)出版的《蝙蝠与资本》(2020)。

记者-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的反应?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这就像我们在接受一个新的正常状态,仿佛这个问题会变得长久。这个危机可能会延长更久,甚至会出现新的新冠病毒变种或者新的病毒。当我骑着车在一个城市里,比如在柏林,我看见所有的居民都戴着口罩。我感觉他们与自然正在遭受的深深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荒野被持续破坏,导致了新的感染病。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生态在关于疫情的讨论中缺失了。如今我们都在倡导考虑问题的全面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我们正在经历的灾难的诱因。公众讨论仅仅聚焦于需要实施的限制措施、隔离是否必要、口罩的使用以及疫苗的供给。在欧洲,人们正在遭受苦难。这是生态危机的后果,但是我们很难从这个角度看待这场疫情。

记者-关于生态方面反思在疫情中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我们还想像以前那样。生态讨论缺失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一年而之前的商业模式已经彻底被颠覆了。我们从未看到政府把整个经济领域都封锁起来。因此,我们本来可以预见公民会去反省自己。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为什么2020年人们的反应与2018年夏天的三伏天气导致的干旱和森林大火中我们观察到的反应如此不同?那时,欧洲人民很快地将这个事件与气候变暖联想在一起。那些认可气候变暖事实的人以及那些气候怀疑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欧洲极右势力)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2018年夏天酷暑的极端天气也导致了瑞典女孩格蕾塔·童贝里现象、周五气候罢工和反抗灭绝运动的出现。2019年掀起了一股保护气候的浪潮。

如何解释2018年和2020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呢?从事实出发,气候学存在已久,它已经被制度化并且气候学的研究结果在社会公众前被普遍推广。气候变暖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外,从很多年前开始,气候运动就一直非常活跃。那些动员者以及科学家们当时就预言了气候危机的到来。即使在欧洲,人们以及做好了极端气候到来的心理准备。相反,关于传染病和感染类疾病的科学研究成果一直不对外公布,它们很少在公众讨论中出现并且也没有与任何动员运动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疫情一直被看作如同夏日的一道闪电、一个没有预见的意外、一次小行星撞击地球。

安格尔西(维多利亚)的一个煤矿。 尽管 2019 年澳大利亚发生了大规模火灾,但该国并未停止其加剧气候变化的活动,例如煤炭开采。

记者-您如何解释政府没有优先考虑经济的举措?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从一定角度来看,这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如果政府或者是组成政府的执政党没能在治理公共卫生危机中证明他们的能力,或者他们没有办法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他们在下一次的选举中将失去很大一部分的支持。美国的总统选举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特朗普没有很好地控制疫情,这直接导致了他在选举里的失败。

另外一个原因是疫情最开始祸及北半球相对富裕的人口,而气候危机主要影响到南半球的贫困人口。话虽如此,我们发现2020年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中,印度、墨西哥和巴西死亡人数仅次于美国。

记者-在您的最新作品《蝙蝠与资本》中,您将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您如何解释?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在中国,由于气候变暖,蝙蝠开始大规模迁徙。气温越高,蝙蝠就越可能向北寻找适合它们生存温度。在迁徙过程中,他们有时会在武汉等城市附近定居,并在那里带来病原体。但我们尚不清楚这一假设是否适用于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蝙蝠。另一方面,温度升高与人畜共患病引起的流行病风险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事实上,天气越热,就会有越多的野生动物迁徙,从而与人类种群接触并共享病原体,而这些种群的遭遇正是进化、变异和促进人畜共患病出现的机会。全球变暖将对动物种群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疾病更频繁地出现。

记者-您如何看待新冠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让我们回到貂皮的案例。为什么会出现水貂养殖场? 那些养殖场通过把这些动物锁在小笼子里并喂养它们,然后屠宰它们获得皮毛来创造收入,这些皮毛作为奢侈品出售给有钱的消费者。贩卖野生动物或剥削农场动物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它植根于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逻辑,要知道,如果某物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被出售来获利,则必须将其转变为商品。然而,在貂皮这样的利基市场中,资本积累是可能的,将动物锁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是让病毒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然后进化和变异的理想选择。该病毒与资本主义将动物和自然的其他部分置于私有财产并将其转化为商品的系统性趋势有关。

如果要避免新病毒的出现和新流行病的风险,则必须取消任何因对圈养野生动物进行商业开发而导致的资本积累。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倾向于滋生这些新疾病,因为它无法放弃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资本主义被迫侵入这些生态系统,并将其转化为利润来源。资本主义无法意识到扩张是有限度的,必须尊重这些限制,例如禁止入侵某些热带森林,破坏这些森林会导致环境混乱。尊重限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从外部强加。

记者-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就是结束它们,因为它需要不断扩张吗?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是的,但我认为任何限制都不能立即结束资本主义。 例如,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基于某些部门去商品化的福利国家。 这些是对资本主义扩张的限制,尤其是在教育或卫生领域。 它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 即使在瑞典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当整个经济部门都脱离市场经济时,它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使富人受益匪浅。 但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资本主义设法首次涉足被剥夺的领域,并开始使它们服从于自己的领域。

针对资本主义设定严格的环境方面的限制,比如提倡巴西森林保护运动的巴西总统Lula当选,并不代表终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能力平复这些运动并且通过反对Dilma Rousseff的政权、建立Bolsonaro政权达到破除限制的目的。从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永久性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或早或晚会回来并且废除所有的限制。如果我们想保持这些限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否应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政治体系。

记者-在作品《蝙蝠与资本主义》中,您提到了“生态列宁主义”。可以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我论证的出发点是我们正在处于生态灾难中。而列宁和他布尔什维克的同伴们—Rosa Luxembourg, Karl Liebknecht当时也是处在灾难中—与如今生态灾难有些相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当时所在的环境是,一战爆发,他们需要将针对他们的危机转化为针对危机的根源,也就是滋生战争的根源—冲突的全球性。所以他们当时是将一战变为针对执政者精英的革命并且将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战场以继续战争。

我们可以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也需要认识到他们成功推翻了当时俄罗斯支持战争的临时政府。他们通过将俄罗斯从冲突中退身才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这个时代和当年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我们也处在灾难的情况,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很久并且会导致如极端气候或瘟疫等一系列的其他事件。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危急时刻转换为解决问题的动力。当我们遭受一场自然、气象或气候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和2018-2019年那场气候运动一样的反应,但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激烈的方式,并且应针对灾难的根源。如果我们一直不针对灾难的根源,我们就很难完全结束这场浩劫。在这个层面上,我提出的“生态列宁主义”仅仅是因为列宁在一战中采取的策略和气候危机有着相似之处:如果想要结束一场灾难—一场世界大战或者生态大屠杀—我们需要推翻支持灾难继续的统治阶级。

亚马逊不断过度扩张的仓库,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认为资本主义是无法控制它本身对于环境的破坏。

记者-为什么相较于人类中心论,您更加认同资本中心论?

**安德列亚斯·马尔姆**-我只是不认为所有人类都会做同样的事。一份由牛津救济会和斯德哥尔摩环境协会共同编写的报告显示,世界上前1%富有的人从1990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人类50%最贫困人群排放量的两倍。这里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富人的排放量,而是他们崇尚消费、破坏自然的生活方式。

以资本中心论替代人类中心论,旨在说明建立于不平等和权力上的资本,是环境演进中的破坏者,而不是人类。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作为生物体人类,而是强调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演变。

记者-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和石油资本同样有力。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这个演变?数字资本主义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人们一直误认为数字化技术替代了物质化的世界,是后生态破坏时代的产物。但是这个看法和现实完全无法对应。互联网其实已经和能源、石油的消费世界仅仅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有反驳的声音说道这些机器依靠可再生能源运作。但是总的来说数字资本主义显然加快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节奏。不要忘记数字资本主义一系列的附加影响,尤其是它带给人类在智力、心理和文化方面脱离自然的悲剧。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屏幕面前,而不去和外面的时间互动。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我相信我们的环保意识并没有从我们在数字世界中消失的倾向中获益。

记者-在《如何破化一个输油管道》一书中,您批评了非暴力,为什么?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我并不反对政治中的非暴力形式,我其实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活动。我反对的是,既没有物质破坏也不会被看作暴力的方法是作为环境运动唯一的方式的观点。以”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运动为例。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社会运动一旦开始采用稍微一点暴力的方式,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我不认为这个观点是教育历史上对于社会运动的分析得出,而且我也不相信气候运动一直采用非暴力形式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比如”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完全揭露了策略和平主义的理论。它从明尼阿珀利斯居民反抗这个城市的警察那一刻开始。如果策略和平主义是完全可行的,黑命贵会在此停止。或者,事情会走向事实的另一面。这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警察不是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的。黑命贵一下子就聚集了很多参与者;一些人选择了破坏贵重物品,推倒树立的光荣奴隶主雕像,另一些人则在城市暴动中直接对抗警察。而剩下大多数人选择了最平静的方式。

这向我们说明在所有运动中我们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激进的激进分子的作用是向那些不想从事积极行动的人灌输勇气,让他们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气候运动中的“黑命贵”,其实是在寻找和对抗明尼阿珀利斯警察或者差不多的等同者。我并没有在鼓动针对人的暴力,我只是认为为了达到社会运动的目的,破坏物品的行为有时是必要的。在法国尤其是这样。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并且在整个欧洲,法国都是社会运动最频繁的国家。黄马甲运动如果完全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那么它就不会对法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记者-我们如今该确立什么样的运动策略呢?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随着疫情,我们看到气候运动受到冷淡:它成为一个完全单独的运动。比如气候罢工(“周五未来”)运动就因为疫情而终止了。这是不对的。2019年建立的所有运动生态都消失了。气候运动应该像“黑命贵”一样:继续游行并在戴好口罩、遵守社交距离的前提下占领公共场合。如果我们继续在屏幕前示威,这个运动不会继续下去。我们应该继续罢工或者采取反社会的行动。但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应该对外展示我们的力量并且丰富通过包括激进主义在内的运动策略。

采取措施总是有风险的,因为运动都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再采取完全没有风险的举措了。比如说,在布尔多的“反抗灭绝”运动中,激进者在城市最富裕的街区扎破了很多SUV车的轮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大量的活动分子都这么做,他们可以成功吸引人们对于奢华生活方式带来的排放以及摧毁这种完全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的合法性。如果国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靠公民行动来解决。

记者-如何在压迫的环境下实现破坏?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我并没有说让所有人都去践行破话,也没有说这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会有不认可目前针对气候危机解决方案的活动分子希望将事情推向更好的发展。而且我认为气候运动不会阻止他们的行动而是会鼓励他们。此外,一些破坏行动风险并没有很大。我们在2007年扎破瑞典SUV汽车的时候,只有一位同伴被逮捕了。但是她也没有被判罪。显然,这样的行为如果在大范围内出现,人们蒙受的惩罚可能会更重。但是一些风险较小的破坏行为是不太有可能受到严重的镇压的。就像La Ronce团体在他们的游行中为行动正名的原因,那些基于化石燃料的科技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它们。你必须仔细考虑所采取的行动类型,尽量避免镇压,而不是像 XR 常常被警察抓住。

记者-La Ronce运动提倡个人层面的破坏。您认为这样的举措是有效的吗?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当一个团体倡导一场行动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越了个体层面了。它已经涉及到集体性和政治性的东西了。我想举的例子是为了结束南非种族隔离而进行的联合抵制的行为。我们可以说,拒绝购买南非的产品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但是,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团体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此。虽然我不清楚La Ronce团体具体的信息,但是我认为他们行动的风险是不加分辨地抨击工业文明的一切。这样的情况出现在1980、1990年代我们看到的“生态破坏”。

当环境的保护者开始破坏运动,他们发现工业文明中所有内容都会破坏环境,因此他们需要攻击工业文明的每个方面。但是针对所有东西,其实会一无所获。让破坏变得有效的方式,是要做到具体和有所甄别。在我们选择这个或那个问题靶向主题时,我们强调了它的具体某一个破坏特质、在论证其消失合法性的基础上掀起公众讨论。

SUV的事件是破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减少购买的效果。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轮胎被扎破气的时候—就像在瑞典发生的事情—那些汽车购买者就会认为如果他们选择了SUV,他们就有可能在第二天看到自己的扁平的车胎。显然聚焦于一两个目标是很好的举措,并且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我们可以开始下一个目标。SUV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暗含炫耀性消费的含义。我们也可以把豪华邮轮作为典型的目标,因为它们代表了完全没有合法性的奢侈消费。最后,当我们在进行破坏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外沟通、宣布一场行动的动机。仅仅在超市里随意打开可乐罐并逃跑是不够的。

– 由Laury-Anne Cholez 和 Hervé Kempf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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